香港看西方｜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今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无论是《港区国安法》的重压，还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选举制度，都基于两个层面：其一，中央担忧香港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政治筹码—近年来，本港反对派多次邀外国，尤其是美国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归，是中央一直以来的“心病”。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报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香港看世界｜当中国可以平视世界 香港怎样正视全球新秩序
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中央对香港的看法，还是港人自己的定位，都是“亲西方”。不可否认，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香港人自然受不少西方价值文化的薰陶。但相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下内地乃至亚洲兴起的“崇拜西方”的氛围，香港对西方的情感并不只是推崇，而是全方位认同，甚至将自身也定位为西方世界一员。如此情感从何而来？这究竟是对“外国月亮”的仰望，还是镜花水月的一厢情愿？
“西方香港”基于英国殖民
作为“50后”，张炳良这代人经历英殖时期，参与学生运动，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对西方的价值文化既有认同，也有保留。
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国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现为在贸易、文教等领域的发展较严重地倾向于欧美国家。也正是在英国的影响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会“亲西方”，无论是旅游、教育、信息来源，还是对时尚的关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驱动的。而国际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与此同时，内地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经济严重滞后于香港，香港因而尽量避免与内地“走得太近”。
张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从来就没有经验，无论是政党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较复杂的全球性政治上应如何定位。回归前，英国代表了香港；回归后，不再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很难继续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但从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国香港”，而非“西方香港”—当然，香港仍可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但当中有了许多“中国香港”的定位变化，这令许多港人难以接受。
然而，“受西方驱动”的趋势并不只是发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领。张炳良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义、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运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国已如此强大，但仍未有主导能力，因为这些秩序是过去一两百年间逐渐构成的。你看，连大家讲的‘现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义的。”
他分析指，即使近年来，亚洲地区在全球化趋势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也增加了更多话语权，但在外交及地缘政治层面仍有“亲西方”表现。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甚至制定了许多国际秩序，所以亚洲部份国家会更直接地“亲美”。但从这个角度看，“亲西方”或“亲美”不再只是简单的“崇洋”，而是紧密的利益联系。
当“反中亲西”成为“DNA”
作为早期的民主派，张炳良表示，美国在全球致力推动自由民主，保卫人权。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开始将这些概念作为外交策略。1989年东欧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为要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对于在香港积极推动选举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欧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与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当中部份人士欣赏美国在价值观上的推动，较“亲近”美国，也有一部份人由于参与当时的学生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及思想理论上较倾向“反美”。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发动“六七暴动”。张炳良忆述：“因为我们同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保留。当时我们称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美帝’，帝国主义嘛！在国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是比较左翼的⋯⋯我们成长于这一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活跃份子，所以对美国有所批判—但这并非简单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辩证地看待美国。”
面对1997年的回归时，出现了“民主回归派”，他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应落实全面民主政制。汇点是首个主张民主回归的政治团体，认为“1997不是香港的终结”。作为汇点前主席，张炳良表示：“当时我们认为，‘九七’不应被视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个契机、一个新的机会。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后，香港应成为非常开放、活跃的地方。然而，这样想的人只是极少数，反共情结在当时几乎成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
当亲西方、反中国（部份人称反中共）成为“DNA”，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并盲目地相信这种判断。
2020年美国大选之际，英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YouGov调查亚太八地和欧洲七国，发现有36%受访香港人支持特朗普。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叶健民当时于《明报》撰写《不谈普世价值，怎会有国际关怀？》一文指出，本港有很多抗争派支持特朗普，是希望特朗普延续反华政策，因社运挫败，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支持。而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朗普围堵中国，所以期待中国自新冷战压力下调整对港政策，甚至陷入崩溃。这也就是“反华者是反中者的朋友”的逻辑。
把普选当作“安全钥匙”
亚洲地区对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内地也不例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便经常被用来讽刺内地过度崇洋媚外的现象。黄裕舜则表示，在香港，对西方主导的文化及价值的追求，不只停留于“外国的月亮更圆”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到了“外国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担心这个现状。部份港人对国家的仇恨往往来自非常主观的不信任，由于过去发生的种种，对国家产生非理智的恐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国？现在的民心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了⋯⋯”
而在内地的爱国狂潮中，“小粉红”则被视为无脑群体，不仅在内地舆论中掀起热议与反思，也屡次成为港人讽刺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国频遭民粹骑劫时，却鲜有港人批评。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后，其支持者持械闯入国会山庄，企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导致五人死亡。难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装看不见？
黄裕舜指，这并非“是否看得见”的问题，而是大家是否将其看得那么重要：“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态度和立场经常会很右翼，在社会、经济层面很保守，会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网络讨论区中，全都是为特朗普叫好的声音—打败精英！”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们将对香港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国身上。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他们的眼中，是与精英主义的对抗。
谈起港人对普选的执念，黄裕舜指出，普选之于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钥匙”，但若中央对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选又能如何？况且，现实是如今香港的bargaining power（议价能力）是零。而这样近乎固执的追求并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体。“许多港人愿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选是‘万能药’。因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这个论述的，将会是更加可怕的思维—除普选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来—从失望到绝望， 从绝望到愤怒，从愤怒到毁灭性思维。”他对此表示担忧。
他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忧虑：“是否是2019年的社会运动破坏了香港？其实香港的信心不是被一场社运破坏的，而正是它背后所象征的—回归后第一次大规模警民冲突的这个疤痕很难抹去，这也是港人第一次将恐共情绪变成自己的政治论述，甚至期待政权倒台⋯⋯这令我担心，这些荒谬、不切实际的想法，正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但这些排中、反中情绪，则是普选也无法解决的。”
有着海外求学经历的黄裕舜曾撰文称：“因为钟爱自己国家而忽略别国的好，是一种傲慢，也是一种不幸。因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而对别国的低劣行为视而不见，是一种无知，也是一种无能。”他表示，在国外经历的歧视很多，而这些针对种族的歧视，不会因为“I am from Hong Kong”（我来自香港）而减少。“无论你作出多大努力改变自己以迎合、融入他们，都无法免于不公对待，这就是种族歧视的悲剧。尽管我的英文发音已经练习得很标准，但还是会因为我的亚洲面孔而遭遇歧视。”他无奈地说。
继续阅读：香港看国家｜如何从抗拒到接纳
上文节录自第26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9日）《当中国可以平视世界 香港怎样正视全球新秩序—香港看西方 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