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深度访谈｜从国安法到选举制度改革　中共的治港逻辑

继《港区国安法》之后，北京针对治港问题再有大动作，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从特首到立法会再到区议会的全方位改革，已箭在弦上，预料将在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见真章。围绕“爱国者治港”以及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这些大动作背后的中共治港逻辑，香港01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此为访谈下篇。

01：随着治港政策的轮番变化，以及《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等大动作，的确能据此透视中共的政治文化，而对港人来说，也迫切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

田飞龙：经过《港区国安法》还有这次选举改革，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政治品德、政治意志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一个言出必行的政党，也是负责任到底的政党，更是最后为“一国两制”立规矩，为“一国两制”买单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香港21世纪命运的唯一决定者。在此意义上，“一国”是命运，“两制”是生活。

回过头来看，2003年那么温和的23条立法不要，现在想想，相比较而言港人是不是更愿意接受2003年的那个条例？政治有的时候确实是反讽的，你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关切，不考虑国家的利益的话，一味抗争到底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到相反的东西。选举制度变迁也是一样的。这反映了香港回归20多年来，反对派不仅没有成为“忠诚反对派”，而且根本就没有政治成熟过。

01：历史没办法重来，香港也回不去了。基于今天的现实，香港民主制度该如何循序渐进向前发展？香港选举制度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但也绝不会变成和中国内地一样，而是在维护“一国”下中央主导的前提下，以旨在提升政府施政效率、行政主导为导向的民主，仍然有民主因素，但会增加中央、行政主导成分，不妨定义为“行政主导下的高效民主”。

田飞龙：夏宝龙在讲话中明确讲到，“香港选举制度绝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选举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注意，夏宝龙并没有说普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邓小平一开始就置疑，普选真的就能选出爱国爱港的特首吗？普选真的能让香港繁荣稳定吗？这个疑问是邓小平讲的，这一疑问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精神继承下来了。普选固然是港人以及港人追随西方自以为是的一种理想民主模式，但是在“一国两制”之下经过实践的检验，尤其是经过疫情发生后的一些中西比较，真的是生活教育了人。

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香港民主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还是原来那种跟西方一致的普选吗？还是说尽管普选目标也仍然存在，但是人们更加重视民主的质量，重视民主跟国家的关系，重视“一国两制”当中“一国”跟“两制”之间愈来愈紧密的互动融合。把这样一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切合香港实际与国家体制，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评价香港民主的框架，而不只是以一人一票普选这样一种单一的西方标准为标准。这是香港民主需要反思和调适的关键。

所以香港民主要产生一种必要的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要产生一套真正符合一国两制的民主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能是简单追随西方民主，而是一种融合了国家因素、贤能成分与香港实践智慧的地方性优良民主。

01：的确，就像此前的三权分立与行政主导的争论一样。中联办说应该叫“三权分置”，泛民和区隔派又揪着“三权分立”不放，香港是否司法独立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监督和制衡，应该用审讯过程和实践效果来评价，而不是取决于叫什么。而要想终结诸如三权分立这样的纷争，也唯有通过实践，也就是让行政主导实至名归。

田飞龙：不管叫什么，与其争论形式，不如检讨实质，是否真的有效地回应、解决了香港的问题。民主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民主也是无用的。美国因疫情死亡人数五十多万了，你还吿诉我这个政治体制是成功的，是民主的，不是反讽吗？民主是什么意思？难道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不是首位吗？人权是什么意思？美国疫情死了50多万人，你吿诉我民主跟人权在哪里？美国人民可以说，我们终于投票把特朗普选下去了，这个能是真正的问责吗？谁真的承担责任了？实际上没有。

01：对港人来说，不管是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处境的认识，确实都面临着主动或被动转弯的问题。显然北京不会继续用以往的方式来一味安抚香港，而是如您所说，以问题为导向去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港人的无力感也好，政治现实感也罢，其实都在预料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北京来说，也要考虑如何做好沟通工作，体察香港社会的情绪。

田飞龙：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宪法时刻，制定《国安法》以及结构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决断，是主权者的行为。对香港社会情绪来讲，更多的要自己主动寻求理解和适应。决策的过程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兼顾所有人，就像国安法立法一样，也不可能每一个细节、决策的来龙去脉向所有人讲清楚讲明白。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港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信任，相信这一套理性决策的逻辑和过程，是对“一国两制”、对香港利益根本负责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众缺乏对中央决策基础性的信任，有情绪，以及反弹、反抗、抵制等等，这些固然难以避免，但也反映了地方跟中央之间固有的嫌隙与矛盾。对中央来说，要做到的就是基于主权者的地位，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时在程序与方法上，尽可能地去听取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

比如说现在定下的选举制度要保障“爱国者治港”的前提和大方向，并且，夏宝龙的讲话对一些制度跟原则目标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具体怎么样衔接到香港的选举制度，哪些团体跟个人可以被囊括在爱国者的范畴者之内，香港民主派当中哪些团体、哪些人、哪些部分还可以被视为有参选空间的，都还有讨论余地和价值。这些要面对香港社会，都有一些公开的咨询讨论，可以有制度修改，协商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方案。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参与，将来制度落地的时候，就为香港社会尽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01：您提到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宪法时刻，其实经过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革，“爱国者治港”的落定，“一国两制”也随之进入2.0，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正在回归本义。

田飞龙：之前的井水不犯河水是统而不治，实际的治理权也不在香港，而在英国的代理人。现在的爱国者治港，实际上是拨乱反正，把“一国两制”里面的“一国”非常清晰地锚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把“一国两制”里面“一国”象征性的主权变成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治权权威。这也说明了政治学上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仅仅有象征性权威，而没有具体管控性权力，那么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不能生成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教训。

香港要明了，整个世界都在努力理解和适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当代中国，香港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拜登的政策调整为什么那么难？因为他看到特朗普的失败，实际上不是特朗普个人失败，是美国的失败。美国没有能力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条件之下来重构世界，做不到，完全脱钩绝无可能。香港所有的独特性不是自身的，是西方的，是原来西方体系的遗留、残留，以及与西方的联系。香港在“一国两制”当中有独特地位，但是当西方愈来愈不重要的时候，香港独特性也会被磨平。

如果香港沉迷于躺在历史的记忆跟功劳簿上，不思进取，整天埋怨，甚至揽炒一切，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已有的独特优势也将慢慢褪色甚至消失。因此，2019年事实上是“一国两制”的精神转型之年，香港完全走到自身的精神对立面，而国家反思既往决定展现主动角色重塑“一国两制”。于是，我们看到了2020年以来“一国两制”范畴的所有故事，而如今选举制度改革的故事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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