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深度访谈｜不搞“清一色” 夏宝龙在向谁喊话
继《港区国安法》之后，北京针对治港问题再有大动作，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从特首到立法会再到区议会的全方位改革，已箭在弦上，预料将在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见真章。围绕“爱国者治港”以及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这些大动作背后的中共治港逻辑，香港01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此为访谈上篇。
01：这一次“爱国者治港”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究竟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提出三个标准：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相较于邓小平所定义的爱国者，今次的爱国者有怎样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政治伦理和政治规矩，具体该如何制度化？
田飞龙：夏宝龙在讲话中也提到，爱国者治港是从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政治伦理和制度原则，并且邓小平当时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标准——“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夏宝龙在这次讲话中对于爱国者标准的拓展性定义，是渊源于邓小平的定义，并且又结合了时代内涵，进行了更新。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邓小平当年的定义是针对回归前的情况，回归前国家利益的范畴、国家制度的体系化以及香港繁荣稳定的具体形势等，都跟今天大有不同，爱国者具体的内涵在这三个维度上肯定应当有相应的拓展与丰富。
至于“爱国者治港”如何制度化的问题，原来的爱国者没有在法律上进行非常明确的制度化，现在愈来愈清楚了。制度化的原因，在于“爱国者治港”在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邓小平时代，在估计香港管治情况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或者说没有非常清晰地判断到，香港会出现2019年反修例风波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反中乱港的社会运动。所以“一国两制”不得不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作调整，这也是立法者非常自然而然的科学认识“一国两制”、因地制宜拓展“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内涵和基础的正当举动。
基于香港的现实，接下来“爱国者治港”会覆盖到香港的选举与治理的所有环节，包括参选、宣誓、履行职务、惩戒等。新制度不仅对选举产生的职位具有直接的支配力，对于公务员职位，所有公职人员职位也具有支配力。当然目前的重点是针对选举，尤其是应对9月要重启的立法会选举，以及随后的特首选委会选举和特首选举。香港的选举是香港管治权的保卫战，北京从这样的高度出发，立足于通过制度的修改，来确保爱国者治港。
01：从夏宝龙讲话来看，显然北京对于爱国者是有区分的，比如爱国者和坚定爱国者，普通市民和治港者尤其是领导者的要求是不同的。按照夏宝龙的原话，“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广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多样多元，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怎么理解这种区分？对香港不同群体释放怎样的信号？
田飞龙：在“爱国者治港”的大原则下，首先按照排除法排除掉的，就是反中乱港分子，对应着那句“反中乱港者出局”。在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情况下，按照爱国者的三条标准，实际上是最有利于温和泛民与中间派，最有利于夏宝龙讲话中提到的“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但是又没有滑向反中乱港程度的人。这些人还是可以被纳入香港的选举以及管治的范畴，爱国者治港队伍里面还是会包容一些对政府、对体制有批评，但是并没有从事反中乱港颠覆性活动的这些人。
可以说，这是北京在跟温和民主派、中间派喊话，吿诉他们，香港的民主政治游戏极端派不能进场，而温和派是可以进场的。温和派要和香港爱国建制派共同组成一个香港新的民主政治的生态，这个生态是契合“一国两制”的。“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的建制派治港，“爱国者治港”是要搞符合爱国者标准的港人治港，在确立爱国者共同基础的条件下其范围仍然是包容性和多元的。
01：在“坚定的爱国者”部分，夏宝龙讲话中不只是要求这些人要“准确贯彻”，还要有斗争能力，站在最前列，显然比对爱国者的要求更高。
田飞龙：爱国者里面区分出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这个是在香港管治体系当中起领导作用，居于领导职位的人，中央认为这些人在爱国者里面要用更多、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担当，考虑国家利益，勇敢斗争，跟中央紧密团结，共进退。“坚定的爱国者”实际上是一种进阶性干部标准，是“贤能政治”（meritcracy）的范畴，不是循规蹈矩，也不是简单的爱国忠诚，而是主动作为和担当。这种“贤能爱国者”是中央的理想期待，也是香港市民的理想期待。
中美贸易战以来，还有香港历次社会运动当中，以及在疫情发生后，香港确实有相当多的高官，未能体现这样更高的爱国者标准跟相应的美德和能力。所以中央这里面讲了坚定的爱国者，也释放了信号，将来中央对香港选人用人的标准，就按坚定的爱国者标准来，不仅是一般性的忠诚，也要更高的忠诚，而且要有更高的能力，德才要配位。这其实会给香港，主要是问责制的高官很大的压力。这些群体也要更多、更完整、更全面地学习运用“一国两制”。讲话里面也讲到了，不仅要学习“一国两制”，还要运用“一国两制”，这个标准就更高了，要有大局观，要有理想信念，要有充沛的责任伦理和行动能力。
01：按照这样的区分，香港支联会在不在这个范畴内，是不是还能够参选治港？
田飞龙：我觉得可能这个在法律上有嫌疑，我专门写过文章，支联会的所作所为其实涉嫌触犯《国安法》。原因是什么？支联会的纲领和行动当中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正好是夏宝龙讲的第二条所针对的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按现有的纲领以及活动的性质，支联佰是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原来存在的一些如法轮功以及其他激进的既反国家又反共，甚至是模糊的不反国家而反共，将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分离、对立的那些政治组织和主张，在现有的“爱国者治港”的要求之下，应该说都要重新检讨，都有政治出局的法律风险。
01：您提到的反共、反中的区别，还包括骂共产党，也是社会目前很关切的。夏宝龙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立者，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港人的担忧是，以后是不是也不能骂共产党了？究竟是“爱国者治港”还是“爱党者治港”？
田飞龙：我觉得香港的担忧是对的，切中了这次“爱国者治港”自主调整的要害。传统的骂共产党，只要不转变为行动，是被允许的。1987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指出：“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而在新时代“爱国者治港”的标准之下，可能这个界限就要重新考虑了。按照夏宝龙的讲话，在“爱国者治港”的标准里，党和国家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骂共产党也是要区分情形的，如果是无中生有的骂，造谣的骂，甚至是攻击体制的骂，比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制度和体制，这是不被允许的，尽管没有转变为行动，但这种言论同样具有煽动性、危害性，会影响到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至于转变成行动，那就更不可能了。香港国安法对此是有所针对和规制的。香港社会必须根据当下的法律环境和爱国者治港的完整要求加以调适。
01：这个边界不好拿捏，最终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不允许有不同的政见。
田飞龙：边界不好拿捏就是要逼迫他们转变成“忠诚的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就是心中有国家，真正的尊重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在此前提下进行的公权力监督，包括批评特区政府甚至中央，这完全是允许的，是基本法所保障的。但以前的那种漫无边际的、天马行空的骂和批评，肆意勾结外国一起来行动，这已经不可能了。
比如六四这样一些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如果仅仅是说以历史纪念的方式，以学术讨论的方式，甚至对民主有不同理解的方式进行一些研究和表达是可以的，但如果像支联会那样进一步延伸到捏造事实，并且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不可以了。即便是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之下，谈论六四也会有限度，因为根据国安法及“爱国者治港”的新要求，有关言行不能触及到对国家根本制度颠覆性的批评和煽动。
01：从“爱国爱港”到“爱国者治港”，其中明显加入了“尊党”的成分，也可以看做是“爱国爱港”到“爱国、尊党、爱港”的变化。
田飞龙：这个理解是比较准确的，有这个趋势。“爱国者治港”中的国，是具体的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在中国宪法上又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清清楚楚的，有血有肉的。中央并没有要求在爱国之外另外要单独爱党，但是一定要尊重党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如果不尊重党对国家的领导，就相当于把这个国家给割裂了，把这个国家给一分两块，好象有一部分是跟党的领导对立的。这在中国宪法上，还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确实要爱国尊党，尤其尊重党的领导，承认共产党的正当地位和合法性，但不需要热爱它，当然确认信仰后要求入党是另外一回事。
01：此前美国不断有声音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也就是把党和国家对立起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作出了五个“绝不答应”的宣示，其中之一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爱国者治港”中爱国与尊党的一体，其实也在这一大的脉络下。
田飞龙：香港和海外世界习惯于分离党和国家，分离国家和人民，现在相当于从宪法和学理上对国家做一个完整性的解释。将党的领导因素作为国体的核心因素加以肯定，并且在“一国两制”、“爱国者治港”当中要沉淀下来，这其实也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根基。
“爱国者治港”是清理香港民主政治生态的一个理性举动，为一切真正愿意符合法律同时又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精神的政治人士，开辟了一个理想的政治游戏平台。在这个游戏平台上，大家都能够在爱国者标准之下，从事关于“一国两制”的建设性的思考、行动、辩论、竞争、博弈和进取。这正是香港民主由乱返治，由激进转向理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香港各方除了极端派以外，应该把这看作是香港民主再出发的一个机会，努力使自己符合爱国者的标准，并且以爱国者的身份从事真正对香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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