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传统泛民毋须过度担忧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日（2月23日）举行记者会，讲解《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订明区议员须宣誓。此前两天，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网上研讨会，提出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法律漏洞。可以说，《公职条例》的修订已成为制度化该原则的第一步。一时间，社会人心惶惶，认为中央再次收紧对港政策，泛民主派更视之为压缩政治版图。有份出席是次研讨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接受《香港01》专访，为有关担忧和误解释疑。

非无中生有　而是针对性重申

首先，骆伟建指出，“爱国者治港”并非无中生有的新说法，而是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开始，就已将其列为“核心要义”。也就是说，该原则是伴随“一国两制”而“诞生”的。之所以今日再被提出，骆伟建认为，是因为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去年立法会选举“揽炒”之说蔓延，反映“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或将“爱国者治港”原则忘记，抑或曲解了个中含义，所以有必要更加清晰地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申”。他认为，此次重申引起轩然大波，也反证了社会上确实有人“忘记”了这个原则：邓小平讲“港人治港”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但“港人治港”是要以爱国者为主体。

“爱国者”为前提　“左中右”都要有

邓小平在1984年发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讲话时提出，港人治港是有界线和标准的，即须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特区的治理者并非普通市民，他们肩负着香港的现在与未来发展，自然不可用普通市民的要求来对待。邓小平也指明，爱国者的标准，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他亦指，只要具备上述条件，无论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也就是夏宝龙在研讨会中提出的“不搞清一色”。

骆伟建也认为，夏宝龙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正是为了避免造成社会或政党间的恐慌，不希望令大家误以为香港政坛已经容不下泛民主派。他分析，“邓小平所言在爱国者前提下，左中右都要有。香港似乎只记得后半句，忘记了前半句。”而在中央看来，“是否爱国”必然是治港者的“大前提”，用以区分“敌我矛盾”，甚至会作为首要矛盾看待。

骆伟建表示，这点无可非议，相信没有国家能够容纳治理团队当中存在危害国家安全人士；而在此条件下的不同政治光谱，都是被允许存在的，例如传统泛民主派。他也笑言，政治理念有出入，最多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况且百家争鸣本就是香港政坛在“一国两制”下的特色，只要满足“爱国者”前提，毋须过度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会被针对、被打击。

防止机制与清除机制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再次表示，管理香港事务的，应为“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而治理香港的人，则是由选举产生的。夏宝龙也在此次发言中表明，要完善有关制度体系，拿出管用的办法，确保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

在骆伟建看来，特区政府昨日提出《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要求区议员宣誓，就是完善制度的第一步。他预告，未来还会有其他方法帮助完善制度，大致分为“防止机制”和“清楚机制”，而是次修例草案也是在这两个机制之下修订。

骆伟建解释，“防止机制”指入闸前的筛查，保证是“爱国者”方可担任治理职位；“清除机制”则是就职后的审查监督，以确保初心不会随时间变质。鉴于宣誓、签署确认书、取消资格（DQ）是现有的三种方法，他相信有关机制会以此为基础进行完善，但提醒这并不意味没有其他可以完善制度的空间，“后续一定会有新的措施出台。”

如何判断　用事实说话

对于去年四名被DQ的报名参选立法会的区议员，即岑敖晖、袁嘉蔚、郑达鸿与梁晃维的议席会如何处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因《公职条例草案》提及将会考虑过去曾被视为不拥护、不效忠的情况，所以他们理论上将会失去资格。

《公职条例草案》列明，区议员不得作出或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等。而若因宣誓无效、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而被取消议席，则会在五年内无法参选。这不免有人担心，即使有了正面和负面清单，也不知如何厘清“爱国”的具体标准。

对此，骆伟建表示，自己作为法律学者，并不担心此事发生。因为从法律角度，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成立，要从“主观意愿”和“客观行为”两方面去看，用事实说话。

他进一步指出，主观意愿用以区分是否“故意”，“如果一个人主观上希望国家、香港好，怎会游走国外争取对港的制裁？这无论从常识还是法律上，都很容易判定。”而客观行为也容易界定，如“批评建议”与“造谣生事”，从意图及行为上看，本身便已不同。

骆伟建观察到，香港政坛当中有许多敢于直言之士，能够直指政府问题所在，大胆批评。他相信，在未危害国家安全，拥护国家及特区的条件下，从法律角度看，这些人士的“意图”和“行为”，出发点都是为香港好，而为香港好就是为国家好，故完全不必忧虑被划入“不爱国”类别。正如有记者提问若议员以粗口骂过特首是否属于违誓时，曾国卫也回应指不能一概而论，若是为了经济民生而批评，相信特首可以接受，只是粗口难免不够互相尊重。

最后，骆伟建重申，“爱国者治港”其实是基本原则，“爱国”亦非夸张要求，只要是“希望国家好”、“不受他国欺负”，便已做到最基本的爱国；况且，这次中央重申原则，重点不是为了要求“如何爱国”，而是为厘清“何谓不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