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劳工的呐喊 政府听得见？
香港本来在迈向全民就业的路上全力冲刺，但一场疫情就如一块巨石从天轰然落下，既将香港的经济就业打落谷底，亦切断了不少市民的生计。更为惨不忍睹的是，即使政府斥资逾千亿元施以援助，基层市民、尤其是失业人士仍苦不堪言。近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政府无意再推出“保就业”计划时表示，政府期望雇主能与雇员分享所获资助。究竟双方真的能如局长所言能够“患难见真情”，还是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
“雇主一边拿资助，一边剥削工人， 这些行为是政府默许的。”职工盟主席吴敏儿为政府这一年来的不作为下了这样的注脚。访问当天，吴敏儿的行程排得密密麻麻，早上开会处理公务，下午摆街站后，晚上再到电台主持节目，探讨失业、再培训等议题，访问一些再培训导师、学员等等。
吴敏儿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收到的求助个案比之前多了许多，航空业工运出身的她在筹组工会、争取劳工权益的路上早已见惯风浪，但今年不少雇主的举动，却颠覆了她的想像。她还记得，疫情爆发之初，求助个案主要是关于强迫放无薪假，不少雇员过于善良，亦轻视了疫情的持久，以为无薪假短短数天便可了事，因而没有讨价还价、保障自己，到后来却有理说不清。今年中，吴敏儿就曾在街站收到旅游巴公司服务员的求助，指所持协议订明员工从4月1日起放无薪假，直至“旅游业经营状况改善为止”，因此已没上班两个多月，迫于无奈下，只能找朋友接济。
那一纸协议不但突显了员工的劳工权益意识及警觉性不足，同时亦暴露雇主剥削员工的手段层出不穷。新冠肺炎疫情几乎令全球停摆，高度依赖外部经济活动的香港自然受到重创，以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然而，政府斥资2,000亿元推出防疫抗疫基金，为何仍是隔靴搔痒？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失业人士的苦况为何周而复始？
保就业计划名不副实
在防疫抗疫基金当中，最与雇员相关的是为期半年的保就业计划。计划于今年4月首次走进公众视线，当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电视节目上称，会有雇主因取得津贴而增加人手或加人工。吴敏儿对这番言论记忆犹新，并认为是一种误导：“相信当时大家都有一个盼望，但作为雇主又怎会分（津贴）给你？”
计划成立之初，政府预算动用800亿元，惠及26万名向强积金供款及参与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及其170万名员工，以及约21.5万名参与强积金供款的自雇人士。而罗致光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经初步估计，两轮保就业计划已派发约900亿元工资补贴。
保就业计划超支完成，但市民饭碗有否因此而保得住？本港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持续高企，失业率由疫症爆发前的约3.3%升至6.3%，失业人口达24.4万人，最新的就业不足率为3.4%，即有13.3万人就业不足。保不住就业，打工仔的收入自然无以为继。
自疫情以来，职工盟几乎每月均会召开记者会，作为代表的吴敏儿，列席不同工会记招的次数更是多不胜数。
每次记者会都围绕劳工保障及保就业所衍生的问题：要求将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揭露扣薪扣假等剥削手段，当中还不乏对雇主及政府的诘问，其中最受关注的短期失业援助金已成为跨党派的共同诉求，但偏偏政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政府说，失业援助金会变成长期负担，因而认为不合适；而一提起短期措施，政府就叫你拿综援。”吴敏儿无奈地说，综援本是市民走投无路之下的安全网，但当失业问题变得普遍及持续，便不能以此为解决方法。
更甚的是，综援申请门槛甚高，几乎要花光积蓄才够资格，“政府经常叫失业人士拿综援，但不少人想拿也拿不到，因为未够穷，未穷到无饭开。”的而且确，当下失业人数数以十万计，失业综援个案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5%，但仍不足两万宗，可想而知，单靠综援根本不能解决疫症引起的生计问题。
吴敏儿说，部份个案中，求助人面对连环剥削：先要求放无薪假，再减薪复工，最后难逃被裁，却以最新薪金为计算赔偿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一环接一环扩散开来，你怎可能只帮雇主？”除了保就业计划， 防疫抗疫基金辖下亦有不少为特定行业而设的资助，企业只需提供商业登记证等申请所需文件，便可取得资助：“你对雇主宽松，为何不能同样宽松地对待雇员？”
疫情下的政府现形记
事实上，不少组织、包括职工盟早已研究及呼吁，如政府从800亿元的保就业预算中抽出四分之一金额，即约200亿元设立短期失业援助制度，按香港就业人士入息中位数计算援助金额，便可助失业人士渡过难关，可惜的是，政府仍然囿于极度放任的自由经济教条，对“滴漏效应”深信不疑，以为向企业发放巨额公帑便能令打工仔受益，可是，诸多漏洞却变相鼓励企业扭尽六壬压榨员工，也令一些并无因疫情而亏损的公司从中获利。
吴敏儿形容，往日企业经营困难，不少雇主手起刀落，缩减开支，裁员止血；而在保就业计划下，不少企业为求取得补贴，不断利用无薪假等理由拖延解雇， 员工沦为用作点人头的“人皮灯笼”，如国泰航空在首轮保就业计划申领了4.58亿元，承诺雇用17,703人，但随后放弃申请第二轮计划，不但大规模裁员，更将新约条款薪金薪酬封顶，而集体谈判权亦一并取消。
政府近年所推行的劳工保障政策，例如取消强积金对冲、增加侍产假，劳方均争取多年才见成果，而政策安排却无不倾向资方、讨好雇主。至于整个抗疫工程当中，吴敏儿坦言，在经济及劳资层面，也夹杂了大量的政治操作，将大部份决策及资源分配权放在财团及雇主手上，“我看不见政府有意把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只见政府用尽办法敷衍尚未弹尽粮绝的人。每当需要分配资源时， 香港政府第一时间就是偏袒财团及雇主， 但其他地区都是直接支援有需要人士。”吴敏儿认为，全球各地有不少与保就业计划相似的安排，只是香港的计划充满漏洞、易被滥用，未能精准地支援雇员之余，更由保就业变为保企业，这种管治手法只会消磨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令民怨日益加深。
港府向来高举“津贴主义”，不愿从制度着手改革，因此推搪成立援助金的说词有许多：长期负担重、 行政费用高、 审查时间长等等，间接令受疫情打击而丢了饭碗的打工仔求助无门。吴敏儿认为，在疫情下，大众看到真相，“当政治争拗变得严重时，不少人批评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现在由建制派话事又如何？现实是，并非建制或泛民的党派问题，而是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根本做不好。”这一年来，无论跨党派工会召开多少次记者会，提出多少政策，可是，除了一些小修小补的改动，例如增加物业管理业界抗疫支援计划的津贴名额，以及放宽建造业工人的申请资格，其他建议均明显被政府冷待。
吴敏儿认为，改革是滴水穿石的过程，因此在维权时未必感到很迷茫：“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出声便突然有改变，但就是要继续出声，不是为了明天有答案才出声，而是我们知道这样不对，便要站出来发声。”展望未来，吴敏儿说，2021年仍是挣扎求存的一年，经济环境暂时不会出现很大转变，或许会有更多打工仔需要自救和互相帮忙，“但我们不会停下来，而会要求政府更有担当。”
上文刊登于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8日）《劳工的呐喊 政府听得见？》。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