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有形之手”出手 马云们颤抖了?

撰文: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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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有两只著名的手:一只是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即市场的手;一只是凯恩斯的“有形之手”,即政府的手。它们左右互搏,又相互协作,但都不完美—“无形的手”虽富有效率,但经常失灵,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也无法兼顾公平,因此,需要政府适时调控和监管;“有形的手”不能掌控一切,否则会导致经济相对欠缺活力,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这两只手左右着资源配置,人们对如何使用这两只手亦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如今在处理经济问题甚至极端的经济危机时,基本上能应付自如。
撰文:陆一

互联网平台演变出“第三只手”

近年,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生活的系统性介入和接管,这种经验和制度在全球均遭遇挑战,并在政府和民间引起极大争论。人们忽然发现,除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又长出来“第三只手”—互联网平台的手。互联网巨头在自成体系的平台内“呼风唤雨”,这只手建基于大数据、演算法、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莫测高深的东西,看得见,却摸不着,我们姑且称之为“摸不着的手”。

内地新经济代表ATM(阿里巴巴、腾讯与美团的合称)近年在港股市场呼风唤雨,加上网购日益普及,让“平台经济”愈加为人所熟悉。人们享受着平台带来的各种便利,同时产生了各种疑问,引起对交易安全、私隐保障的关注。对监管机构来说,这也是前所未见的新局面,不知道要不要管、该怎么监管。

12月14日,阿里巴巴旗下公司涉反垄断,被中国监管当局处罚。(资料图片/中新社)

当然,把“平台”放在与市场、政府相对等的地位没什么理论基础,之所以说“平台”是“手”,是因为现在的“平台”跟双边市场理论中所描述的“平台”有着根本不同。

当前科技巨头们打造的“平台”有三个特征:一是用资本聚合串联起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横向和纵向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跨市场、闭环的产业生态圈;二是向平台内的经营者、用户提供交易场所、规则、支付、金融、监管等准公共产品,不再以单纯的财务指标为回报,其目的在于获得市场支配力;三是平台内要素按照某种机制组合和流动,价格机制不明显。由于整个游戏规则是平台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设计出来,造成平台缔造者就是“王”的现象。由此看来,平台肯定需要监管,关键是怎样监管。

根据上述特征,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工具箱,比如所谓相关市场、价格操弄,都没有切中要害,无法对平台实施有效监管。更荒谬的是,一些反垄断工具反倒成为某些平台规避监管的挡箭牌。事实上,平台这个经济组织在形态上已升到新的维度,拿“低维”的武器来监管“高维”的形态,结果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背景下,中央近月动作频频,大有遏止科网企业一边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一边藉科企之名游走于监管灰色地带之势。前有《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后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亲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另有舆论喧嚣吵杂,从蚂蚁集团上市临时叫停、被指“吸血鬼”,到《人物》杂志《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社会共鸣,互联网巨头们忽然间被千夫所指,自然加剧它们的焦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资本无序扩张”更有一锤定音的意味。

这现象非中国独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近日便向矽谷巨擘Facebook开刀,把它告上法庭,指其透过收购阻止竞争,要求它出售Instagram与WhatsApp这两个热门社交软件。

一名社运人士戴上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的面具请愿,要求监管Facebook业务。(资料图片/美联社)

当然,中央对金融监管的要求与美国不同。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表述可谓精炼地提出中共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那就是: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前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套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事实上,这一思想在中国一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已与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显著区别。区别的核心在于中国的私营领域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份。

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之间也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有一道防火墙,更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大型垄断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和操纵政权。总之,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定语,就是要坚持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习近平等中共领导层就强化反垄断达成共识。(资料图片/新华社)

平台的演算法歧视垄断信息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仅是喊口号,但究竟如何做?还得从了解平台运作逻辑开始。首先,必须承认平台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平台其实提供了一个接近经典经济学自由竞争的市场。完全竞争通常需要五个条件:市场上有很多小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上的每个厂商生产同质的商品;买家和卖家能获得完全的市场信息;没有交易成本;可以自由进出市场。

可见,平台依托资讯科技搭建了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是富有效率的。所以,平台的巨大成功是科技进步与市场发展的成功。市场对效率的回报也是巨大的,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从一个小创业公司,迅速成长为市场巨无霸。

而当下平台备受争议的演算法歧视,其问题实质并不在于歧视,而在于平台用演算法替代了市场机制,发挥平台内的资源配置作用。价格不再反映供求关系,失去了市场讯号的意义。从单个平台看,无法对整个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系统性影响,但假如所有平台都这么做,就可能影响市场供求。不过,这种基于大数据的演算法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现在还说不清楚。

本质上,演算法歧视是指平台在和消费者交易时,基于大数据占据了信息优势。“买的不如卖的精”,这在线下也司空见惯,譬如去街市买菜,菜贩心里怎么想,买家也不知道,他卖给前边的人多少钱、后边的人多少钱,消费者也不知道。价格本身就是市场讯号,买卖双方据此作决定,只要确保自由交易的权力,不存在强买强卖,消费者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那么,该如何处理平台这只“手”呢?现阶段来说,应当立足于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分裂割据的状态,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不是要摧毁平台,而是统一重建规则,任何平台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与一般经济规则之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发挥基础作用,这也是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用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各种反市场的壁垒,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平衡。

再说一次,把平台上升到比肩市场和政府,缺乏严谨论证和理论支撑,其目的在于让大家意识到平台某程度上具有了这种资源配置的特征,对平台的监管应当从这个维度来构建框架,用传统反垄断的模式已很难覆盖平台经济领域的行为。

上文节录自第24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1日)《“有形之手”出手 马云们颤抖了?》。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245期《香港01》周报精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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