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防治爱滋病”沦为形式主义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爱滋病日”。截止今年9月30日，香港累计有2208名爱滋病患者，共计有10675名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平情而论，特区政府未曾轻视爱滋病，但向来只重治疗而不重预防的思维，不但早已落后世界，而且令防治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花了不少冤枉钱。

爱滋病毒感染分为三个阶段，早期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抗体呈阳性，且血液可检测到爱滋病病毒，但未出现临床症状，晚期表现则是爱滋病，因免疫系统逐渐衰弱而引发多种疾病。由于爱滋病病毒传播力强，因此爱滋病已不仅是个人疾病，而“防治爱滋病”也被上升至全世界的公共卫生责任，香港向来也都严肃以对。

公帑未必用得其所

无可否认，港府的确“不遗财力”。早在1993年，港英立法局财务委员会已拨款3.5亿元，成立“爱滋病信托基金”，为感染爱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提供资金援助、改善医疗和支援服务；事隔20年，至2013至2014年，特区政府再向基金注资3.5亿元，继续支援有关服务。

只是，公帑未必用得其所。据基金2017/2018年度呈交立法会年报，当年合共提供6084万元资助，当中竟有逾半即3720万元用于宣传和教育，另有1474万元用于医疗和支援，还有891万元属额外特惠补助金。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宣传和教育的重点，可谓“数十年来如一日”，都是“正确使用安全套”，但世界各地早已大力推动“自我检测”及“暴露前预防性投药(PrEP) ”——指在没有感染爱滋病毒之前先服用预防药物以减低被感染的可能。

防治措施落后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早于2015年建议，将爱滋病预防药物PrEP作为全球爱滋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个别地区大力推动后，爱滋病病毒感染数字明显下降。然而，香港爱滋病顾问局2017年发表《香港爱滋病建议策略（2017-2021年）》则指，当局推行以PrEP作为公共卫生项目之前，必须考虑成本效益、由谁付款、财政持续性、社群接受程度等诸多因素——简言之，和处理其他疾病的思维一样，仍是“重治疗而轻预防”；问题是，待“暴露后”（与爱滋病毒感染者有体液接触后）再进行检查、投药、甚至治疗，往往需要花费更多资源。

由于PrEP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厘定价格，在物价贵绝全球的香港，一樽一个月用量的PrEP便贵达6000元港币，占打工仔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一。一些港人为了加强防护，往往会去泰国买药，因为每樽只需300元港币，但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几乎“断药”。

不应只重治疗而轻预防

可是，放眼周边地区，在政府的帮助下，PrEP已被广泛应用。以台湾为例，当地疾病管制署早于2016/2017年度推出“爱滋病毒筛检与暴露爱滋病毒前预防性投药（PrEP）前驱计划”，为参加者提供限额药物补助，令原本每月需要花费约7000元新台币（约1900元港币）的药物负担，大幅降低至每月不到1000元新台币（约272元港币）。

公道点说，特区政府不是没有重视爱滋病，但似乎还未找到更精准的防治措施。例如，《医管局药物名册》早把治疗爱滋病药物纳入其中，为爱滋病患者资助大部分费用。可是，当局的资助只局限在已感染爱滋病病毒人士，而忽视与他们有亲密接触的潜在感染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港府向来“重治疗而轻预防”的医疗政策思维，即宁愿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花在治病上，也不愿将注意力多放在疾病预防和市民健康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