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寓示新自由主义理想的失败
编者按：无论是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还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香港都连续二十多年排名首位（今年在前者的排名中跌至次位）。“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成为香港的招牌，从政府到商界也引以自豪。然而，这个运行数十年的经济体所呈现的自由度及其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乃至新自由主义政策为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它在今日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和转型中产生怎样的影响？现于美国任教的本文作者克礼提供了独特的观察和论述。
撰文：克礼
二十年来，示威—不论是暴力或和平的—在香港变得常见。稍有留意者或会以2014及2019年为关键年份，这两年的骚动引起了世界关注。2014年的示威汲取了占领华尔街的精神，占据三个中心金融区达79天，并被称为“雨伞运动”，因示威者使用了雨伞这种如今在全球示威皆可见之工具对抗警察的胡椒喷雾。最近的示威于去年春天爆发，持续至今年，高峰时有多达四分之一香港人上街。
示威这种事情在香港并非罕见。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每年数以万计。根据香港警方的统计，2010年有5,656场示威，至2015年期间每年亦有逾6,000场， 相关数字在2016年激增至13,158场，及至去年期间每年有逾万场。平均每日有超过30场集会、示威、游行和抗议，必然是因为香港市民认为社会有些问题非常不妥，因而不断抵制及寻求应对之道。经常有分析评论指出，示威者要求落实普选及不满北京的高压手腕。但香港社会的不公有更根本的结构性原因：政治经济制度容许了不民主及威权主义的出现。
不平等加剧 政府为资方服务
香港在过去四十年皆由金融利益及自由市场理想主义所主导，导致经济权力非常集中。商业税下调，规例松绑，公营部门民营化。再者，财阀主导了政府决策及行政，使其得以延伸影响力。另外，政权被用以确保法例行之有效，以保护私有产权、履行合约和保障商业投资。整体而言，就是代表着资方来维护市场。
主流经济学者喜欢说这些特征带来了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其对社会之伤害极其浩大。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薪资减少但工时增加，整体经济机会逐渐减少，楼价已不可负担，白领甚至要在麦当劳过夜。若了解这些状况，还会有人对街头的抗争感到困惑吗？这些经济教条的落实导致一小撮人非常富有，大多数人却被剥夺权利。几个大财阀不但可以垄断市场，还可以掌控市民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
香港是这种社经模式的显著例子，但绝非孤例。香港充分反映了环球政治经济在过去四十年来的发展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吹捧自由市场的人及政客开始提倡连串理念，并推展一系列政策，使得资方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以及促使政府为资方服务。这不只令社会保障及福利政策逐渐瓦解，政府权力也被用来制造一个更适合环球资本蓬勃发展的环境。透过军事、法律和政治手段，一系列有关市场、私有产权和个人主义的理念得以在全球落实。
政府与私营企业的界线日益模糊。政府更公然为资方服务，强构一个重视环球资本多于劳工、重视私营企业多于社会及社会福利，以及重视财富集中多于经济民主的经济制度。政府及资方的交融进一步令这个制度得以延续。有钱人买下有利的经济政策，进一步保障其地位及财富。他们借着政治影响力获得更低的税负、更多的扣除额、更宽松的规例，以及更多的企业保障等。
由此看来，香港只是大趋势下一个极端例子—预早展示了一个社会被新自由主义所制宰的未来。
最自由市场 真的能自由选择？
要进一步了解香港社会，必须重新检视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其对香港之看法。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佛利民，在1980年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一套特辑，名为《自由选择》，当中谈到他的理念。第一集的焦点就是香港。“如果你想知道自由市场如何运作”，佛利民在香港的渡海小轮上挨着栏杆说，“你就要来这里。”对于佛利民及信奉自由市场的思想家而言，香港是他们理念的最佳验证。除了深水港之外，它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它有一个自由放任的殖民政权—不收关税，而且法规不多。佛利民形容香港是“一个繁荣、热闹、充满活力的都市”，“全因有自由市场—根本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
在香港的自由市场论述中，政府小而不干预，让市民决定自己的生活，经济“自然”地发展。如此宣扬的人说，自由市场及不设法规，让个人为其人生负责，理性地判断如何才能善用一己才能，令生活富足。个人为规划之得与失，分别会承受成果和苦果。信奉自由市场的人说，这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和死亡率低。佛利民带领观众走过窄巷及阳台去到一间“工厂”，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单位，有三、四名赤膊汉在旋转风扇下雕象牙。他说，这些人在香港工人中收入数一数二，他们本可以要求老板改善工作环境，却选择接受，以换取多些收入，并自己决定怎样花费。
佛利民的逻辑很吸引。如果政府完全不干预，市场自由决定交易及分配情况，人们的生产及分发方式会最有效率。如果市场自由，所有交易都是自愿的，便毋须有产业政策及标准认证，因为个人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他们要不建立工厂及付钱换取服务，要不就是不会。剩下的就交给市场搞定。香港是佛利民理念之验证，他当年指着的乃全球最繁忙的海港，船只到来运走女性在封闭工厂中组装的塑胶喷水枪，还有街边陈某焊接的铝罐；三十年后的2011年，保守派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一名高级研究员跟随佛利民的步伐，指着香港的天际线吹捧那比全纽约还要多的高楼大厦说，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继续成功的明证。他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观，不是靠政府主导，而是靠自由市场。这逻辑不只影响了全球如何理解香港，也是全球如何理解社会及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
以此来理解香港不但在理论层面站不住脚，在实务层面亦与事实不符。其对政府的角色有所误导，也轻视了地区经济的变化。当所有生产线迁到中国内地，工厂结业或搬走，会是怎样？当因为寡头哄价及地价急升，侯某无法如佛利民所说般机器化他的相框店，那怎么办？当租金贵到只有国际名牌（公司）才能负担，梁某的旗袍店要关门，又怎样？当薪资没有增加，社会流动停滞，会怎样？表面看来，人们必须提升技能及在价值链中上移，以适应市场力量，但当大学毕业令你身负学债，即使有幸找到工作，亦只能在全球工时最长的服务业赚取最低工资，那又是怎样？如果要住在48平方呎的㓥房，又要负担全球最贵的呎租，这又算是什么选择？
简而言之，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瑜不掩瑕。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由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结合的体制如何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它是如何造成寡头和富人统治？它是如何削减经济机会和搞砸了自由？如果世界最自由的市场是如此的好，人们为何会抗议？
劳动回报下滑 生活不再值得向往
理解的起点可以是去工业化。有趣的是，在佛利民的香港之行中，其指涉的对象要不是在工厂工作，就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小企业。佛利民1980年到访时，香港和整个东亚地区正处于战后制造业长达数十年增长荣景的末期。内地移民越境南下，在工厂工作，制造卖给美国消费者的塑胶玩具、低端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靠着廉价的劳动力和便捷的运输港口，香港成为制造业中心，经济倍增，工资相当高。然而，当中国经济改革于八十年代开展并在九十年代加快时，制造业就往北迁移至广州、深圳等南中国地区，那里既有免费土地、充足投资资本，也有更宽松的环境和劳工法规。要量化此一转变，可见于八十年代中期制造业占香港GDP四分之一以上，现今跌到不足1%；1981年有多达41%人口从事制造业，但到2011年已跌至4%，而且仍持续下跌。
金融、商业和服务业增长，弥补了制造业的没落。香港开始转型，一方面成为了中国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集散地，另一方面成为了金融中心，带领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起飞。香港的资金转到进出口贸易，以及迎合整个地区的旅客服务，并开始货物批发和存仓业务。从数字上来看，制造业急剧收缩：就业人数一度接近香港人口一半，但现在几近于零。相对地，其他行业相应增长。1981年，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和餐饮酒店行业的从业员占总劳动力的19.2%，到2011年，这数字已超越三成。同样地，金融、保险、地产和商业服务的从业员由1981年不足半成，上升至2011年的近两成。
这经济转型没有令多数人富起来，反而加剧了贫富不均。香港本地经济增长毋容置疑是可观的，实质GDP在2000年至2014年间增加了近七成—期间还经历多次经济及金融危机。失业率同样持续下跌，由2003年的8%以上减至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不足3%。但是，增幅都由收取租金的经济精英所赚得。先看香港上升中的坚尼系数—贫富差距的最好指标。坚尼系数0代表完全平等，而1代表一人拥有所有财富。香港由2001年的0.525增至2016年的0.539，数值之高全球数一数二。反观美国，2017年的0.485已是半世纪以来最高。2013年，香港最有钱一成人的财富，比起四分之三市民加起来的还要多；45名亿万富豪的身家相当于香港GDP的八成。出现这情况，是因为薪资停滞甚至倒退。举例说，由2001至2011年，家庭收入中位数最低五分之一的占比由3.2%跌至2.6%，但最高五分之一的占比由56.4%升至57.1%。事实上，自1997年起，高学历的年轻人薪资不但未有增加，有时甚至会减少。
教育水平的提升未有解决此问题，反而使之恶化。政府为鼓励大专教育以提升劳动技术，于2000年订立目标，欲使高中毕业生接受大专教育的比率由20%增长至60%，并于2015年超额完成目标，达到70%。香港因而拥有了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其中一群劳动力，但同时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一群。最近的研究显示，今天大专毕业生的实际工资比二十五年前少10%。同样地，2003至2014年间，大专毕业生的工资停滞不前，即便有所增加，幅度也落后于GDP的增长，而这只是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情况。毕业生人数的增长超于技术职位的增长。例如，行政及专业等技术职位由2007年的122万个增加至2017年的144万，但拥大学学位的劳工却增加近60%。一名社工在与14岁学生的访问中指出，年轻人“视大专教育令自己负上巨债，更甚于向上流动。简单而言，他们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向往”。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流动仅在短短一代人之间变得缺乏。1991年，84%的大专毕业生可找到中层职位，到2011年却跌至75%。尽管此跌幅表面上不显著，但只要分开统计中上层的职位，即经理、行政人员、专业人士为上层，助理专业人士为中层，跌幅便变得极端。1991年，逾60%毕业生获得中上层职位，2011年跌至少于40%。同时间，愈来愈多毕业生需从事非中层职位，如文员、服务业或零售业的岗位。此研究显示，有更多大学毕业生发现劳动市场的回报下滑，他们的人生机会比以往少。
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自主权移交以来，楼价急升126%，房屋贷款更可占一个人的七成收入。事实上，香港每平方呎楼价约2,500美元（约19,373港元），长期贵绝全球。过去十年，香港楼价为全球最高。一个家庭要储蓄逾二十年，方有能力买楼，需时为楼价第二高的温哥华的两倍。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市民“只能幻想拥有人类最基本的安慰—有瓦遮头”。消费价格亦随这天文数字的增长而攀升。例如油价便于过去七年急升108%至2020年4月的每加仑8美元（约62港元），较国际平均油价高131%。粮食价格之高亦为全球数一数二，香港新鲜食品的价钱为英国的2.5倍。
庞大寡头垄断 扼杀企业家精神
此状况极为严峻。工作环境变差、职位愈见稀少、工资停滞不前、置业遥不可及、物价持续攀升、个人债务不断累积。导致香港此经济状况之发展，至少可追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制度被设计成容许经济精英单凭向其余市民放租维生。与此同时，本地企业家开始巩固地产市场的利益，借着提升地位及增加资本，以持有更多的土地，并扩展至其他经济领域，如超级市场及水电等基础设施，形成庞大的寡头垄断。这不仅未有带动自由市场发展，反而造成二元经济，国际贸易相对上维持自由开放，本地经济却掌控于几名财阀手中。
此经济权力集中的故事围绕着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地产商开始加强控制土地，并垄断由殖民政府限制的市场。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国经历政治动荡。接着，中英两国就主权移交展开谈判，人们忧虑中国统治而令香港前景未卜，英国企业开始分散投资。这些资产被本地地产商夺得，其持有的土地由1979年的160公顷增至1997年1,150公顷。资产集中到一个地步，九十年代中期，七成私楼由七大地产商供应，五成半来自四大地产商。2009年，最大地产商恒基兆业持有200公顷可发展土地及逾300公顷农地，2015年，其持有的农地更增至445公顷。
与其发展土地，恒基及其他地产商选择待价而沽，以维持高地价。正如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指：“香港有一个神话—我们不够土地。一个常见的观念认为地价高是因为供应短缺。不过，事实是若土地市场的发展及重建更有弹性，我们其实有足够的土地。”除了可确保高地价，此策略更可将小型地产商排拒于市场之外，因其难以等候地价提升，或没有关系或技巧游说银行家、投资者和拍卖商。近年，地产商的数目大幅缩减，只有几间拥有强大资本的内地企业有能力进场。
雪上加霜的是，地产商拥有的不只是土地：他们还控制着香港大部份经济。他们涉足超级市场、水电煤等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银行体系、媒体广播与电子通讯。实际上，他们在这些领域属寡头垄断。一份报告描述这些财阀时表示，“这就是你在香港的典型日子”：
从李嘉诚那边买完你要的杂货后，你就得乘上属于郑裕彤的其中一辆巴士，回到你那属于郭氏兄弟的单位，然后你猜中了，再用李兆基提供的煤气煮饭……大财阀便是如此涉足各处，把东西给捆绑在一起。如果你买入恒基的单位，你可以肯定热水炉是使用煤气。另一家地产商长和甚至试图将自己的电讯服务放进长实的泓景台物业管理之中，直到居民怨声四起才打退堂鼓。
那四个名字，代表着拥有四个主要财团的四大家族，它们的商业网络遍布所有经济领域。
这些公司所做的远不止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它们串通起来阻止竞争、擡高物价和赚尽租金。当法国超市家乐福试图打入香港市场、动摇惠康与百佳的超级市场双头垄断时，同时坐拥全部物业的大财阀阻止家乐福找到足够的舖位开店。大财阀还会指示批发商不能供应货源给这位新来者，于是家乐福被迫放弃香港市场。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两家连锁超市曾在两年期间提高价格平均接近4%，然而，同期整体零售物价却下跌了逾5%。
商业范畴，例如教科书、驾驶学校、大楼物业管理与服务，甚至面食，皆受制于这些财阀的合谋订价。由于他们拥有所有商业地产项目，故不时加租赶走小店，好让国际高档品牌以贵租进驻，调高底线价格同时又阻止竞争出现。一项报道便指出，“在中产屋苑走一圈，你会经常发现四、五、六间甚或更多的地产代理舖，那些舖位曾经是发型屋、文具店、影印舖或家庭式小店。”
企业家精神并未如佛利民曾预言那样通过自由市场被释放，相反，企业家精神被自由市场扼杀。
政经精英合流 民主已不太可能
2019年6月，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在街头承受催泪弹攻击，香港最大英文传媒的新任总编辑发布评论短片：“此关乎绝望、气馁及压抑。他们因为社会或政治问题而满腹牢骚，但他们认为不获正视，且看不到将来。”他解释，弄成这样是源于财阀及其经济力量极端集中。他指出，房屋及财阀垄断“仍然是民怨及社会争吵的根本原因”，而行政及立法机关容许现况持续，这肯定是如总编辑宣称的“令人发指的”，但这同时是政经结构的直接结果。正统经济学宣导的经济政策很早以前已抹走佛利民眼中繁华的商贸、昌盛的工厂、小型的企业，并被以放租维生的庞然怪物所取代，他们只容许细小的市场空间或机会予其他人。
示威者呼求普及的主权：普罗大众可投票选出能为其利益、诉求、理想奋斗的代议士，以享自主生活的能力。但除中国外，香港的政经精英也极力抵抗体制的改变及对政治秩序的挑战。正如史上任何统治阶级，其权位受当前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认可及保护。他们的法律维护既有结构，更加强打压异见，以巩固现有关系。若实现普选，将会置换中国及打乱财阀，从而挑战现有政治架构。财阀生怕一旦失去对政府的影响力及在立法会的议席减少，其话语权会大幅削弱。届时真正的反垄断法会通过，打破财阀对经济的控制；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法将订立，容许新竞争者进入市场，并将消费者由合谋订价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充裕的公营房屋会兴建，给市民合适的居所，令高昂的私楼价格下降。民主或会带来更进步的宪制，使之不再为新自由主义教条所愚弄。
然而，正因上述的原因，民主已经变得不太可能。此愿景威胁太多盘根错节的政经利益集团，而政经势力亦已显示其宁愿拼死搏斗，也不会放弃利益。新立的《港区国安法》已不止用于拘捕及控告行使言论自由的示威者，更用以取消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更甚的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拘捕四名曾组织港独政团的青年。专制主义正在为资方服务。
此为我们正在栖息的美丽新世界。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国左翼参议员）称之为专制主义的轴心，从匈牙利到美国，民粹政客分化民众以巩固权位、维持经济集中及累积财富。如今，世界各国领袖不仅更常以专制手段强化其权力—背弃民主惯例和压制新闻及言论自由—也以国家权力制造有利某类经济利益的环境。如今，愈来愈难在政府政策或手段，与政治领袖—不论是民选或自立的政治领袖—及其圈子的私人利益间画出界线。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的合流已持续多时，而现在更加清楚明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铸造出来的世界。
克礼（Macabe Keliher）
南卫理公会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原文《Neoliberal Hong Kong Is Our Future, Too》
刊于《Boston Review》，获作者授权翻译转载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义危机四伏 别被经济排名牵着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