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三】香港失落最自由经济体地位 是好事还是坏事？
事实上，指数采用的指标未能与时并进。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指，指数中的各项指标皆围绕“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而设。他口中所指的“华盛顿共识”，是一套在1989年面世的政治经济理论，被外界视为美国向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宣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宏观经济政策。简单而言，“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自由化及宏观稳定为核心，强调自由市场，因此推崇弱化政府等一系列政策，而“华盛顿共识”亦成为过去三十年来美国部份组织的政策依据。
承接上文：
【竞争力．二】世界经济排名研究方法有疑问 何以人人深信不疑？
这些右派经济传统学说与香港主张的“自由经济”、“积极不干预”不谋而合。邓希炜解释，香港的低税率为贸易及外来投资创造了友善环境，加上香港在一些传统、已获大众认同的指标上，如法律制度及保障私人财产上有良好发挥，“从这些角度出发，香港被视为非常自由的经济体亦理所当然。”
香港作为小型经济体，奉行“大市场、小政府”，自殖民时期起已提倡剩余福利模式的社会政策，故在指数中名列前茅是意料之内。经济发展仰赖不同的因素，如教育投资及人力资本等，从而提升生产力，而这些因素会受经济政策及制度影响，但邓希炜直言，不论是“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纲领，还是排名机构看重的经济发展因素，“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留下的legacy（遗产）。”
经济体会经历不同循环及发展阶段，如由重工业变成轻工业，再转向为服务业，而每当经济结构调整及社会转型，经济体所着重的经济政策或经济系统亦应迥然有异，“这个排名所带来的压力及不良现象，便是让大众觉得经济体处于任何发展阶段都应追随有关指标。”他补充，指数或许构成误导，但不能诿过于排名机构，毕竟机构没有叫政府跟随，但现实是，排名所带来的压力会导致某些经济体出现不当的分配资源或政策取向。
理论上，如经济体正值工业化阶段，按照那些指标发展经济，增长机会更高，邓希炜举例指，低关税及低税率能促进贸易，吸引外资，同时促进竞争，提升生产力，因此指标并非无用武之地，对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体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当不少经济体早已去工业化或制造业自动化已成大势所趋，导致出现剩余劳动力，这时一面倒开放市场，未必是带动经济上升的良方，反而会令贫富差距、失业问题加剧，导致更多社会问题浮现。
自由市场及竞争能有效分配资源，而政府干预、贸易市场等限制造成浪费，阻碍经济成长，尽管“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政策方向并非教条，但无可避免地被不少经济体奉为圭臬。这些情况亦在香港社会应验，政府一直以“自由经济”为幌子，鼓吹低税率、减少干预劳工市场等，不少保障市民的民生改革如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等政策落实遥遥无期，商家坐大，香港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在税后福利转移后，坚尼系数亦达0.473。邓希炜说：“‘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制度方向是正确的—政府不需太多干预、减少中央决策⋯⋯但当经济从基础发展攀升，贫富悬殊日益严重，是不是仍做小政府？如果你完全依据八十年代的指标，这是跟不上社会变化的。”
标准受意识形态左右
事实上，不同智库来自不同背景，宗旨、意识形态甚至政党倾向亦截然不同。如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保守派智库之一，以促进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传统美国价值及强大国防为组织理念，强调政策导向及倡议。除了编制指数外，传统基金会还举办讨论活动、出版民生经济、外交等公共政策研究报告或论文，在共和党中具有领导地位，不少共和党政治人物皆出身传统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的愿景是建立一个自由、充满机会、繁荣及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美国，认为保留及更新美国建国的原则和思想，并保持政策与这些原则一致，才是实现愿景的最有效方法，不会轻易改变这个形象和原则。
正因如此，它所提倡的理念与港府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亦是香港多年来名列前茅的原因。尽管众多智库所提供的意见、倡议方针不一，但均以本地利益为最大前提，排名亦顺利成章按其理念去编制，可是，这不代表应视之为权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撰写《The End of Neo-liberalism?》一文，提醒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特殊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或会被选择性加以利用。
“华盛顿共识”并非单纯传统的西方自由经济理念，当中亦有从商业角度出发。邓希炜提出，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大国尚未开放自由贸易，西方宣扬“华盛顿共识”，除了是查找不足，亦是寻求利益，如发展中国家经改革开放后，自然便会与其他国家多了生意来往。
为何排名会出现？邓希炜解释，排名能影响政客以至全球政府，帮助美国将“华盛顿共识”散播全球，增加美国软实力，当年“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政策如低税率及开放贸易，大部份对推动经济发展有帮助，但当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些因素是否能发挥相同的作用？多年过后，社会变化早已摆在眼前，不少经济体包括香港在内，早已开放市场，亦不再以工业为主，甚至逐步“去工业化”，这种八十年代的工业指标已经不合时宜，甚至不能再视排名背后的理念为推动及引导经济政策的方针。
每当排名揭盅，特区政府总会发稿回应，如在今年3月，传统基金会发表报告后，政府发言人指虽然对排名下跌感失望，但欢迎基金会认同香港各项优势，肯定香港是充满动力、具高度竞争力及高度开放的环球金融中心。
除了归咎反修例运动或影响香港在投资环境方面的得分，政府亦特别强调自由市场原则一直是香港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及香港经济基石，“会致力维护固有的优良法治传统和司法独立，维持简单的税制及低税率，提高公营部门效率，捍卫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
而对于香港在WEF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三位，政府表示欢迎，指排名在经济稳定、基础设施、资讯及通讯科技应用等范畴有竞争优势，将会继续担当“促成者”及“推广者”，充分发挥“政府对政府”的功能，为香港发掘更多商机，加强基建、人才等投资，为香港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有利环境。政府显然视之为香港传统优势，并加以巩固。
“这些排名会相对触动决策者的信心，尤其是经济不好时，便会特别敏感。”
邓希炜提醒，指数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而非从大众的角度入手，但在现实中，投资者不会盲目地参考排名而选择投资地，他分析：“投资者能自行评估香港不同范畴，如营商风险及环境，除非经济体排名出现大幅度改变，否则短时间内不会影响投资者的看法。”情况就如大学排名，学生或教授不会因排名的升跌而突然对大学改观，但作为被评分的团体，介意排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就是大众有目共睹的“成绩表”，“这些排名会相对触动决策者的信心，尤其是经济不好时，便会特别敏感。”但时移世易，如香港政府仍过分执迷排名，对经济优势念念不忘，却忽略一些沉积已久的社会问题，民生未见改善，多高的排名也只是自欺欺人。
上文节录自第23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义危机四伏 别被经济排名牵着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