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知名出版人笔下的人文财富

纸书出版的黄金时代不再，网络媒体上的浮躁也压缩了其生存空间，但社会始终需要有深度、有温度的文章、书籍，更需要编辑们认真筹划、编辑和包装，才可突围而出。由知名出版人李昕撰写的《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就向大家分享了自己从事图书编辑、出版逾三十年的宝贵经验，当中也披露了不少爱书人欲了解的两岸三地出版界的趣事。
撰文：杨映波

李昕是内地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82年进入北京著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派来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先后出任副总编辑、总编辑，2005年当上北京三联副总编辑、总编辑。2014年中退休后，在大学兼任教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和理念》、回忆录《做书的日子》、随笔集《做书的故事》、《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等。

在这本新书中，李昕挑选了部份前作精华，再添上新内容，按他工作过的三间出版社时期去分类，时间脉络清晰。虽然不是自传，却也可展露这位为人作嫁衣的知名编辑是如何炼成的，还揭示了当时两岸三地的出版秘闻，尤其是身边二十位重量级作家及出版人的故事，如周有光、杨振宁、杨绛、李敖、吴敬琏、王鼎钧及傅高义（Ezra F.Vogel）等。

“赶上好时代”的实战经验

回首往事，李昕常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最好的出版时代”。八十年代的内地百废待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藏龙卧虎，时任总编辑屠岸能作诗，能翻译，能绘画创作，还能写文学评论。在书中，李昕忆述屠岸的诗人情怀，在文革牛棚饱受摧残的日子，靠一遍遍念英国诗人慈济（John Keats）的诗作而取得温暖。屠岸强调编辑要学者化，腹中空空的编辑是无法编好书的；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品质；一定不要自作主张地擅改书稿，即使你的意见正确，还是要先征求作者同意。

前辈的这些观点，李昕牢牢谨记，也下了狠功夫去钻研，“善于为作品增值的编辑才是好编辑”也成了他的做书人金句。“再如我强调编辑改稿，只解决‘信’与‘达’的问题，也就是准不准确和通不通顺的问题，不解决‘雅’的问题，因为‘雅’的标准因人而异，无法统一。”也是受了屠岸的观点影响。这些原则也值得其他编辑借镜吧。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十四年，为李昕打下了坚实的编辑功底；不过，真正建立起出版理念及市场意识还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八年。“我从蓝公身上更多地懂得了一个出版人要以图书参与现实。”蓝公即是香港三联书店前名誉董事长蓝真，他强调出版物既是文化作品，又是商品。经过香港这个小而复杂、出版艰辛但网络通达的地方的历炼，令回到北京后的李昕在出版业得到飞跃发展。

“回到北京工作后，发现有一段时间北京三联的选题中风花雪月的题材较多，钻学术象牙之塔的也不少，但是关注现实的著作比例偏低，便在编辑中呼吁三联一定要食人间烟火。此后，我亲自参与或主持策划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于幼军的《求索民主政治》、吴敬琏的《直面大转型时代》。”其中来港争取、在众多竞争对手中突围而出，取得《邓小平时代》的简体字版本出版权，并取得一百万本的销售量，成为他编辑生涯中最漂亮的一战。

做书人李昕另一金句是：“赢得小众中的大众，胜过在大众中获得小众。”是他几十年出版经验的高度总结。他善于为书找读者，也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套书的发行例子写在书中。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此套书出版半个多月，只售出六千套，占总印数的百分之三十，让他大失所望。“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直抒胸臆，一挥而就，只用了两个小时，写成一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文中我隆重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博大而丰富，厚重而深沉’，是‘二十世纪一代中国人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的缩影。’”之后在网上变成热帖，加上举办读书会等，订数开始攀升，两年内销售超过五万册，此后一直常印常销。

李昕在书中亦作出反思，直面内地审查制度及自我审查留下的遗憾，谈自己多年来做编辑充当“刀斧手”，砍去了若干作品中与时代环境“不宜”的内容，甚至使作品“伤筋动骨”，惹得作者不悦……不过，他认为这也成全了一些书稿顺利出版，令作者的主要思想成果得以留存及传播。

其中，《胡风评论集》的出版风波令李昕耿耿于怀：“对胡风后记的过度处理，大量的内容原本不应动刀。”胡风在文中讲述路翎遭遇及伤痛，“这些史料真应当很好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正好可以引起我们反思：极左思潮的文艺观，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害人至深。”虽然李昕并非此事的决策人，但毕竟是全过程的参与者……他真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过去了，将来的人们不再为自己也曾经历这样的历史而遗憾。

百岁智者的深邃感悟

李昕与作者交往有写日记的习惯，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所以书中内容强调纪实，全是亲历、亲闻、亲见。当中有四位百岁老人的哲理故事值得分享。一次，李昕去探访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的周有光，问老人最近有什么新作？老人顺手从资料夹里拿出一篇短文给他看。“这篇文章题为《圣人出，清河黄》，只有三四百字，主题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说‘圣人出，黄河清’，这是一句古语，其实是反话。事实是，‘圣人出，清河黄’，从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人开始，他们一出世，就领导群氓开辟山林，刀耕火种，经过几千年，森林变良田，而清河也变成了黄河。黄河原本是清河嘛。”他在书中引述周老的话。

周老还讲起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代，他乘夜车从北京去上海，看到铁路两边火光冲天，千里通明。当时烧掉树木炼钢，引起了后来的滥砍盗伐，以致黄河和长江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黄河更黄，长江也黄河化了。“我们今天要汲取教训呀。”老人很感慨。

李昕也曾在探望杨绛时，问她有什么新作。一次老人拿出一篇仅三百字的短文，题为《俭为共德》，文中有云：“近偶阅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续笔》，有《俭为共德》一文。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昔日‘老生常谈’今则为新鲜论调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讥，摘录《俭为共德》之说，而飨世之有同感者。”

这篇短文后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适逢当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一时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李昕称，后来中央出台了有关廉政的“八项规定”，不知是否与杨先生此文有关。“这两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他们仍然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把自己深邃的感悟和卓越的智慧贡献给社会。”

北京三联曾出版一套百岁老人的回忆录丛书，包括周有光的《百岁忆往》，四川一对国共兄弟马识途、马士弘的《百岁拾忆》与《百岁追忆》。李昕述说了马氏百岁兄弟总结的长寿三字诀：“不言老，不服老。多达观，少烦恼。勤用脑，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素，七分饱。戒烟癖，酒饮少。多运动，散步好。知天命，乐逍遥。此可谓，受之道。”马识途亦曾对记者说：“很简单，十个字，吃得，睡得，走得，舍得，受得。”然后解释说，最重要的是“受得”。

在文革期间，马识途被造反派批斗、游街，去劳改时每天打扫厕所。但是，他把那臭气熏天的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后，居然贴出“厕所所长公告”，像造反派一样“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厕所卫生。“这种心态简直够得上黑色幽默。”

严谨治学精神下的可读性

通过李昕的文章，笔者也对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加深了认识，他是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著称。傅高义足足用了十一年、平均每天逾十个小时去研究，并且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超过三百人才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难得的是，“它采用叙事文体，作者的观点隐藏在背后。不像国内许多学者那样拉开架势，用官式的八股语言来做研究。”将一本学术著作写得通俗、流畅、易懂，像是讲故事。傅高义告诉李昕，每章节的第一批读者，都是家乡一群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窗老友，由他们检验其作品的可读性。

有一次傅高义去演讲，有读者问及他的研究方法。他说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动笔写作的。因而，“中国改革年代的人物充满矛盾，人与人之间多有思想冲突和斗争，但是傅高义对此却能游刃有余，控驭自如，恐怕与他这种写作态度有关。”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

生正逢时，不但是李昕身处出版界黄金时代的写照，也是他笔下那二十位重量级作者及出版界前辈的写照。他们经历巨变的时代，积累了与众不同的阅历，读者也可通过李昕引人入胜的文字，分享到这笔珍贵的人文财富。

《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
作者：李昕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上文刊登于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８日）《《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知名出版人笔下的人文财富》，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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