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政治的意义｜于品海

没有人会预料到香港的反修例骚乱竟然是因为疫情而停止，亦没有人料到欧美的疫情竟然会比中国严重得多，更想像不到世界经济因此而停顿下来。发起占中和反修例运动的政客未曾想过自己会控制不了事态发展、预料不到结果，就像疫情的走向也让大家扑朔迷离一样。

只求对抗的行为带不来政制发展，远一点的教训是依据“831决定”而制定的普选方案被否决，近在眼前的是《逃犯修例》修订虽然被撤，社会却因为骚乱而受伤，普选依旧寸步难行。最近一次运动的结果更是汽油弹乱飞，伤者无数，不少店舖被破坏。更荒谬的是，骚乱维持了超过八个多月，七千多人被捕，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学生，甚至是中学生。

汽油弹要用生产线制造，多处地方发现枪支和弹药，甚至出现炸弹，政治运动的发起者竟然躲在勇武背后，昧着良心不愿批评违法暴力行为。以社会主流为服务对象的民主党和公民党最是尴尬，民主党两位资深党员甚至因为反对暴力和歧视而被迫退党或退出党务核心。曾经坚持非暴力的和理非政党，现在却牺牲了自己曾坚守的原则。

小小病毒戳穿西方“发达”幻象

疫情本是中国内地的灾难，这至少是隔岸观火那些人的想像。一些激进的医护当时发动罢工，要求港府封闭与内地所有关口，却由于主张不切实际，无法服众，很快就被迫放弃。这种民粹操作也许可一时蒙蔽社会，但随着事态演变而水落石出，让人看清搞事者只求自保，希望制造断绝陆港联系的格局，甚至予人孤立中国的印象。

事实上，病毒有自己的传播规律，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免疫。许多人本以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先进、科学水平高，这种“小事”难不倒它们，结果却大跌眼镜。原来，小小病毒挑战的不是科学和经济实力，更不是民主或专制，而是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能力。西方大国措手不及，在迄今全球超过200万染病者中占了绝对多数，死亡人数更可谓天文数字—意大利是中国的5倍多，西班牙是4倍多，法国是4倍，英国是3倍，美国甚至是近9倍。人均计算更是难以想像，美国是中国的35倍，英国近70倍，意大利超过100多倍。这些国家的染疫死亡人数都超过1万，当中以美国最多，逾3.9万人死亡，疫情来袭，这个在“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独占鳌头的政经大国应对却极为荒唐，总统与多州州长互相推诿，更在Twitter“开战”，医护和病人只能承受政府无能和无耻造成的后果。

一个多月前看似是中国要遭殃，现在却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世纪大疫情，而且发展为经济灾难。美国四周内就有超过2,200万人失业，高盛投资银行估计失业率会超过20%。这一切都提醒我们，空有民主之名，缺少治理之优，政府一盆散沙，政客勾心斗角，多少理想和财富都不堪一击。

在香港，疫情的严重程度让勇武派“英雄”无用武之地，政府亦改变了以往的冷漠态度，开始懂得政府的社会角色，做些救援工作，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竟然“咸鱼翻身”，亦有不少和理非被疫情提醒改革才是重点，骚乱毫无作用，只会让社会大伤元气。

疫情最近看似稍有收敛，周末到郊外吸新鲜空气的人多了，虽然如此，大家都不急于响应政客要保持反修例热度的号召。当然，政客想着9月的立法会选举，疫情和经济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

短视的政治计算只会使香港乱下去，就是因为即将要举行立法会选举，香港人希望不再乱下去的美好愿望估计无法实现。各个政治团体早就摩拳擦掌，积极参与这场远比区议会更具权力意义的政治搏斗，但它会依然只是一场口水战吗？香港政制是行政主导，但一些人相信立法会有足够权力制衡政府政策，逼迫政府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问题是，立法会内两大派别都没有因为拥有权力而去推动大胆改革。建制派一直在为行政部门保驾护航，做保皇党；反对派则只懂得在议会和街头叫嚣政治口号，将冲突指向中央政府，但这种手段能让中央让步吗？它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激化问题？

香港从政者需要提出服众的建议与适合香港政治的技巧，泛民主派好像念经一样不断叫喊“真普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鼓励年轻人去冲击，以为这就像“芝麻开门”，讲完了宝藏就会自动奉上，只能是痴人说梦。建制与泛民主派往往让市民感觉政客的行为与自己的需要风马牛不相及，政府官员亦感觉不到立法会对施政的压力，香港的既得利益群体更不用忧虑自己的蛋糕会发生变化。

当世界习惯忽略政治是有关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弱势群体会否获得帮助，疫情却让大家看到有效政府的重要性，而不是徒具民主的形式；加上之前的反修例骚乱，香港人更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不论是威权的中国还是民主自由的美国，在疫情面前都实施同样政策，禁止大多数人自由流动，要求社区隔离。不同社会之间的效率和效果或许有差别，美国加州强制商店工作人员戴口罩，一些西方国家跟进，而香港人早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民责任。纽约州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纽约时报》这两天开始教人如何做口罩，当地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3倍多，是911袭击死亡人数4倍多，而香港只有4人离世。

美国被赞誉为最自由平等的社会，种族歧视早应根除，又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理应有足够资源应对疫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各个州和市政府各自为政，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抢夺资源、哄擡医疗物资价格，数千万弱势群体根本没有医疗保障，有色人种染病和死亡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就以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发迹地芝加哥为例，在因为疫情而死的人当中，有超过七成是黑人，而他们只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再次证明就算选出非洲裔总统，也没有改变美国根深柢固的社会和利益结构。显然，利益和生命比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来得实际，当一些人妄称香港就是西方民主自由阵营一员的时候，不如想想究竟是从什么角度加入这个阵营，希望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口水多过实际。

世界上不少精英都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英国前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与多国前政要共同发起联合抗疫国际联盟，要求G20采取行动，以强于2008年次按金融风暴的团结来应对疫情，包括因此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很可惜，号召没有得到回响，不到两天就在舆论中消失。当然，不少国家手忙脚乱，疫情严重挑战他们的行政组织和公共服务，在这个时候要求他们为国际疫情作出贡献，显然是勉为其难，更不符合他们首先要对选民负责的制度设计。

离任者曲高和寡，在任者忙着挽救民望，只想保证自己再次被选上，又如何会去追求理想。作为欧盟成员的意大利，连获得欧盟帮助亦做不到，又如何想像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解决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这两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开向意大利道歉，就说明当时的混乱。

普选捆绑结构改革　才是脱困之道

英国殖民地政府留给香港的优质资产是司法制度和医疗体系，当然还有郊野公园，但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困局却源自当年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它搭建了今天的既得利益结构，如果连这些也坚持五十年不变，香港大多数市民只能继续身处绝境。

香港当然要发展民主政治，普选是关键的机制，但我不相信单靠普选就能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大多数港人的共识，一起动摇既得利益结构，香港的情况才会改变。这绝不是要剥夺任何人的财富，更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以民主与包容，用更适合今天香港的政策去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绝不应该轻视市民的不满与怨恨，过去一年的动荡绝对不是无理取闹，但亦不是反修例一事就能激发。

香港必须改变，这是《香港01》创立时给自己订立的努力方向。我们人微言轻，未能为香港解困，但却不希望市民通过骚乱和疫情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曾经有过幻想，认为争取普选就能改变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既得利益结构，那就去看看美国和英国以往一百多年是如何处理贫穷和社会不公，在这次疫情中又是如何应对不同阶层的医疗需要。香港就算成功实现普选，但如果结果像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连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都无法保障，特别是被制度遗漏的人，那又有什么意思？只有改变思维，从香港的现实中寻找解决方案，将普选和结构改革捆绑一起，不是将普选视作万灵膏药，而是必须推动勇敢的改革，香港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有人笑称，“唔见棺材唔流眼泪”，这句话可能欠缺同情心，却说清楚了问题。香港确实到了“见棺材”的地步。对于泛民主派，我希望他们从疫情的全球肆虐，看见不同制度的各种制约因素，不要只懂得鹦鹉学舌，叫喊政治口号。对于建制政党和议员，请放弃以往的保皇角色，真正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将无能的政府官员赶下台，拒绝为无益的政策背书，强势要求政府全面改革，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被中间选民接受。因为政治现实，泛民主派或许有着政治激情，但并不认识社会的真正需要；建制议员更具推动政策的机遇和角色，但如果他们选择自暴自弃，甘愿做保皇党，只懂得猜想中央的态度，政治态度甚至比商界更保守，那香港只能继续沉沦下去。

上文刊登于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疫情对香港政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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