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反修例风波中的“五大诉求”，最后一项是争取“真双普选”，不少人以为，只要有民主选举，香港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如果出来选的仍然是台面上那些政治人物，社会亦仍然维持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单靠双普选真的可以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吗？近年，面对贫富悬殊加剧、公共服务与基建私有化令生活成本大增等问题，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已开始检讨旧有共识；而同样深受其害的香港市民，也是时候深刻反思，当我们在叫喊口号、追求民主的同时，是否需要凝聚一个在民生上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新共识？

试想像，假如“五大诉求”中的“真双普选”获特区政府接纳，香港人最快可于2022年3月以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而且不受提名委员会所限——到时会有什么候选人呢？是否仍是大众熟悉的面孔——新民党叶刘淑仪（72岁），公民党杨岳桥（41岁），民建联李慧琼（48岁），工联会麦美娟（51岁），经民联梁美芬（61岁），民主党胡志伟（60岁）？一些相对小众的政党如工党，或独立人士如朱凯迪，又有机会出选吗？这些想像的前设是，届时陆港问题不再是政治争拗的中心，香港政治光谱也没有什么大变，而泛民和建制仍壁垒分明，但比现在有更多合作空间。届时，香港人有什么选择呢？这些又是否真正的选择？可以带来什么改变？

想着想着，我们就不难发现，就算有了民主普选，但基于香港独特的政治面貌，诸多深层次结构矛盾也未必能够迎刃而解。首先，参照欧美民主选举，政党通常在政治经济理念上，有明显分野；但在香港，除了工党和自由党之外，大部份政党的政治经济理念相当模糊，即使是两大阵营的龙头大党民建联与民主党，也不时在民生政策上左摇右摆。再者，主导香港议程的从来不是左右之争，而是脱离政治经济学、脱离意识形态，只是狭义地讲“民主VS专制”。另外，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是任何政党的成员，政府官员也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受上述条件约束，无论由哪个政治人物当选特首，港府施政可能也无法摆脱英殖的传统，继续沿用一种看似实用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事实上，这种做法并非超越了而是回避了意识形态矛盾，不敢也无法提出有远见的结构性改革，谈不上什么政治理想，社会资源继续向商界倾斜，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当矛盾爆发了、危机出现了，港府的反应都是小修小补，或者叫市民“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届时的香港，真的会比现在要好？

香港要争取民主普选，就要讲清楚民主和民生关系，即要进入意识形态的讨论而非二元对立的争论。观乎逾廿年来的《施政报告》，特区政府总在价值层面上强调“同行、务实、发展经济”，而在政经结构上，由殖民地确立的“积极不干预”，到前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适度有为（appropriately proactive）”，也总离不开“自由放任”、“小政府、大市场”等大原则。然而，不少人都曾经质疑这种所谓的“积极不干预”其实是“选择性干预”，因为香港政府在实际政策层面上一直有介入市场，甚至偏袒如地产及金融等行业的利益，形成主宰香港发展的既得利益结构；而当这个既得利益结构所造成的问题恶化时，社会就会出现相对的反对声音，质疑政府与商界勾结，例如2008年的“地产霸权”，以至近年的“官商乡黑”。因此，只有改变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才有机会化解积压已久的深层次矛盾。而在改变之前，我们首先要认清香港有什么结构性问题？应该提出什么结构性改革？要怎样才能让社会就有关问题凝聚共识，而不至让民主沦为“选举日民主”，令“公平正义”的香港遥不可及？

“最自由经济体”好厉害？

每当有人指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经常会引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或者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的确，香港近廿多年都长踞两个排名的榜首（表一），是“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政府和民间都引以为傲。但我们是否要照单全收这个“好消息”呢？

剖开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计算方式，他们所指的经济自由四大支柱分别是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开放市场，惟内里每一项数据其实都有斟酌空间。以政府规模为例，当中包括税收负担、政府开支和财政健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逻辑是“政府占去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愈多，个人经济活动所得及从事工作的动机就愈低”，但他们并不是全然反对所有政府开支，反而会支持政府投资基建、研究和改善人力资源（即教育、职业培训等），但又认为“所有政府开支，最终一定依赖高税收及意味着带来机会成本。该机会成本应是成为消费和投资的价值——如果资源被留在私人市场。”至于监管效率，则包括商业自由、劳工自由和货币自由，当中最具争议的应该就是劳工自由，因为报告直言“任何自由的经济市场的核心原则都是自愿交易。这个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国家在劳工市场的干预和其在其他市场的干预产生同样的问题。政府的劳工规例有多种形式，包括最低工资和其他工资控制，工时和工作环境上的限制，雇用和解雇的限制，和其他约束。”

我们不妨再看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他们量度的五个大范畴是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强健货币、国际贸易的自由、相关规条。不难发现，两个排名的量度方式很类近，难怪他们的排名的头十名有八个国家或地区是重叠的。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些看似中立科学的测量方法，就不得不对这些方法背后的假设提出质疑——这无疑是一套相当右倾的政治经济逻辑，尽量维持“小政府、大市场”，将税收和政府施加的限制减到最少，让资本可以毫无障碍地累积和再累积；然而，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劳资双方本来是处于一个极不平等的状态。因此，我们仍然应该一面倒地支持政府在有关领域上避免管制吗？

可惜，香港长久以来对“积极不干预”奉如圭臬，对获评为“最自由经济体”沾沾自喜，但对结构性矛盾视而不见。然而，形容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可能只说对了一部份。本港已故经济学家曾澍基在1992年2月24日在《迟来的讣闻 ——“积极不干预主义”已死》一文，批评“积极不干预”是个迷思，以回应当时刚上任的财政司麦高乐表示“（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有用性已于年前耗尽”的说法。

综论英殖时期的几位财政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郭伯伟宣称香港是“自由放任”、“非凯恩斯的经济”，但当香港爆发银行危机，他便断然停止发出新银行牌照；七十年代的夏鼎基配合港督麦理浩的“十年计划”大谈“积极不干预主义”，然而免费教育、公营房屋是否代表私营市场不能处理香港的问题？八十年代的彭励治透过确立联系汇率挽救港元危机，继任的翟克诚在任内见证了证监会的成立以应对八七股灾；到了九十年代，麦高乐就有了“积极不干预过时”一说——曾澍基即反驳指“（一）严谨的‘积极不干预主义’从未出生；（二）松散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死亡日子，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殖民地官僚根本不是‘哲人王’，‘自由经济’论者的浪漫情怀看来只属一厢情愿，港府的实用主义起码是历史的产物”，而实用主义“亦往往无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困难（例如产业的科技升级及人口老化的后果）”。

上文刊登于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