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三】议员短视：小选区制度 沦街坊保母
区议会没有实权，令区议员很多时也感到有心无力。前文提到，才上任一届的区议员谭骏贤和刘其烽，约三年多过后，二人深深体会到，区议会在架构上的局限，而政府所谓的咨询，也只是选择性聆听，这是制度造成的流弊。若要政府改变政策或是针对地区议题提出改善措施，最大的力量就是集合众多区议员一起向政府施压。单凭个别区议员跟进议题，难以对政府构成压力。可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却又进一步促成了部分区议员不作为的心态。
承接上文：【区议会．二】政府无力监管拖延多年 谭骏贤︰区议会如“妹仔”
谭骏贤的友爱北选区和友爱南、屯门市中心的居民，是受屯门公园噪音影响最深的。他忆述光复行动之前曾听人说：“那区是谭骏贤的，不是我的，不要骂我。这是很荒谬的，是不是屯门公路不是你的选区就不出声？屯门医院也常有问题，你是不是不出声？为何这种思维会滋长呢？这和小选区的选举制度有关。”
谭骏贤对此感到生气，但认为怪责个别议员或党派没有意义。“政府不改革变为大选区，那大家的目光就只会在那一小块，每个选区有多少人投票？有二、三千人投你就可以当选了。这是小选区的弊端。”
现时的区议会选举在18区下再按人口比例划分小选区及议席分布，人口基数约为17,000人，假若投票率低，因应各区区情，一般只需数千票便能当选，涉及的可能只是三、四幢大厦的居民，变相令区议员往往欠宏观思维，忽略了全区发展。区议员视野狭隘，可说是由制度造成。
多年来研究选举及民主发展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认为，小选区令区议员更着眼于只满足少数居民，这也是多年来的选举发展令他们有了这种惯性。“社区有不少问题是经历多年后才出现，他们未必那么敏感，他们不需关注比较大范围的问题。加上区议会没什么权力，他们就不需要思考那么多的规划问题，到真的杀到他的选区才算。”
既定胜选模式 重视贴身服务
区议员该做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少人对于区议员的想像，除了被讥讽已久的蛇斋饼粽外，更多的是“街坊保母”—为街坊解决生活大小事，无微不至地服务居民。
“很难具体去回答。街坊说水喉漏水，是水喉匠的职能；阿婆说灯泡坏了换不了，是电工的职能；在巴士线上开个站，是九巴的职能；有阿婆说没有人陪我看医生，这是陪诊员的职能。区议员要解决日常生活的事情，但也有日常生活的政策和服务要跟其他部门沟通协调，很难给予更实在的说法，要看大家对于区议员的定位是什么。”谈到区议员的工作时，黄宏滔这样说。
马岳认为有两个制度因素导致区议员有这种心态：过往选举累积下来的经验和选举制度的胜选逻辑。区议会选举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三十多年来，区议会的运作以至区议员的工作和选举文化，让选民养成一种心态，期望区议员能包揽一切，包括提供服务和福利、代理各类地区诉求、解决个人问题等。
“最好是区议员帮你搞掂晒。你说推动公民参与，社区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这是理想化的说法。”马岳解释，不少选民期望区议员直接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告诉你要参与讨论，自行发掘问题和改善社区环境，久而久之就会有参选人迎合这心态，成为既定胜选模式。“做得好的人就会胜出，你叫街坊一起讨论，提升公民意识，自己发声，这种方法往往不能胜出，反而是帮选民解决问题的人获胜。”
“第二是整个选举制度，由于选区很小，若（候选人）能透过活动和服务认识街坊，帮他们解决日常生活相对细小的问题，就会胜出。假如只选黄大仙下邨，你跟我说整个黄大仙的问题，讲到天花龙凤也无法助你获胜。蛇斋饼粽讲到好像很功利，但就算我们只讲资源，也是讲求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亲密的人际关系）和能否提供贴身服务，于是很多区议员把精力用在那些事情上，减少说政策层面和规划上的事情。”马岳说。
这种说法在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体现了出来。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城市研究课程前副教授姚松炎曾于2015年与土地正义联盟的朱凯迪等人组成“城乡共生连线”，参加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
当年他出选港岛南区置富选区，挑战争取四度连任的独立议员兼南区区议会主席朱庆虹，姚松炎在竞选那八个星期里实践了一次公民参与，和居民谈对地区愿景、应该如何撰写政纲，甚至做了下一届区议会支出预算案，希望一旦当选可以按居民的意愿落实政纲主张，最终仍以2,223票不敌朱庆虹的2,762票。
后来姚松炎于论坛《区选之后，社区民主何处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到选民一开始可能听不明白公民参与、社区民主这些概念，仍会觉得选区议员出来就是帮他们做事，认为这是他败选的其中一个原因。
难建强大声音 迫使政府跟进
公民参与、地区保母、蛇斋饼粽，区议员并不是只能三选一，但无可否认，从过往经验看来，认定后两种做法的选民较多，大部份区议员因而把工作重心偏向这两方面。马岳认为，选民对区议员想像的局限，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是因为几十年也是这样选，令街坊期望区议员是做这些的，再多也做不了，还是因为街坊本来也是期望这些微小的事，令区议员只能如此做？这个问题较为难答，我倾向两样也有。”
回头看上水水货客的问题，水货客问题多年来令上水居民深感无奈，因而成为居民其中一个最关切的议题。可是，水货客问题没有成为北区区议会选举的决定性因素，不少议员关注的重点，还是个别选区的交通和居民服务。
北区区议会长期被建制派主导，本届22个议员当中，只有4位是民主派议员。民间组织北区水货客关注组早于2012年成立，召集人梁金成认为，无能的政府政策和失效的区议会正是水货客问题无法解决的主因。多年来，他们在上水搞光复行动，希望政府正视，但“一周一行”和港铁修改附例这些行政措施却效用不大，部份建制派区议员不但不支持原意为遏止水货客的“一年八行”议案，更指走水货属于本土经济活动，没有大力向政府施压。
谈到相关问题时，本属无党派、刚加盟新民主同盟的刘其烽引述隶属民建联的北区区议会主席苏西智和工联会黄宏滔的发言。苏西智曾说：“水货在北区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他们在这边执货，若说不容许，要马上赶走、检控，但你去旅行也会买东西，为何不让人家买？那样会打击北区经济。”黄宏滔则表示，“小时候石湖墟也有很多卖石油汽罐的店舖，现时也没有了，这是时代变迁。经济结构不同时，石湖墟也会变的。”
刘其烽反问：“这是正常经济变迁吗？凭这种思维怎解决到水货客问题？建制派认为只是秩序问题，主席说不如找个位置让他们执货，还要给他们地方执货？决心在哪？你看现时的石湖墟，药房愈开愈多，这是正常经济活动吗？结果墟内没有正常的民生店舖。”既然水货客问题持续，为何居民在投票时仍投给没有积极跟进的区议员？刘其烽解释：“建制派资源较多，可能照顾得他们（居民）较好，上次选举梁金成也有1,975票，但没有胜过建制派的苏西智。我相信居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建制派议员）声称自己代表民意，但选议员不单纯因为一个议题，他们可能在民生议题方面做得很好，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马岳认为，在屯门公园和上水水货客两个问题上，两个议会都有明显问题，就是建制派占大多数，建制派于这两议题上不太积极，导致没有强大的声音迫使政府解决问题。“如果区议会的声音较大，虽然不代表可以根治问题，但当局会做更多事情。两个问题程度上有不同，屯门公园的问题相对易处理，康文署可以加强执法和巡查，以减少噪音，而水货客问题较为复杂，牵涉到警察和海关。但两个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行政部门的处理力度很弱，也看不到区议会给予足够的压力。”
从屯门公园及上水水货客的问题，可以看到区议会在宪制架构中处于困囿之中，加上部份议员视野囿于一隅，不太着重整区发展，难以对政府构成压力，从而调整政策。“地区问题，地区解决”是否真的只是一句空话？在现时的限制之下，区议会和区议员又能做些什么？
继续阅读︰【区议会．四】区议员无能为力或自我设限？ 黄英琦︰没有被规划
上文节录自第17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26日）《区议会之“不能”与“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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