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架构和组织文化 看中国决策持续性与执行力
站在中美摩擦漩涡中心的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不止一次被问及“华为为何能够撑得住美国打击”，他每每以一架在二战中被打得浑身弹孔但仍坚持飞行的伊尔-2飞机自比。这样的比喻除了直接反映华为强大的生命力之外，任正非隐藏的另一个意思是，支撑这架飞机“照样能飞”的是其坚固的“组织架构”。实际上，华为如同中共决策机制的缩影，华为的架构和组织文化中，藏着中国多年来成功发展的密码。撰文：王雅
于一家公司而言，优良的组织设计是企业厚积薄发的基础。作为一家非国有、100%由员工持有的企业，任正非不是大股东，但确是绝对的核心。任正非与华为其他轮席董事长们的关系以及决策过程，如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共商共议，最后由任正非一锤定音。华为研发新品也好，对外扩张也罢，都是企业发展策略，其结果则是员工的共用利益，这就颠覆了传统公司的股权结构设置。华为通过构建出这样一种治理制度，使其成为“公有公司”。
从一家企业回溯大政治——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今年7月5日达成阶段性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集体出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结会议，构成强烈的象征符号，为本轮中共大规模机构改革划上休止符。
决策机制效益高于西方
据中国官方口径，本次改革最大重点在“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党政从分开到分工，完成1978年以来中国党政关系的一次全面重构。今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初提出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重做沙盘推演，可以发现，这次机构改革又一次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没有此次机构改革，习近平其他政治蓝图便无从谈起。
为什么习近平将“现代化体系”改革的第一刀落在机构组织上？原因在于中国决策机制效益总体上高于西方，这得益于中国特别的机构设置和组织文化。这也是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经验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份。
今天，整个西方政界和学界有一个现象，就是愈来愈多政客和学者开始认同中国模式，尤其是其中的产业政策，但对于“中共模式”或者说中共在建立“中国模式”中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正确”的道德压力，往往选择视而不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容否认，因为这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再加上集权国家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二战前的德国或苏联在发展初期都会狂飙突进。但在发展的可持续性上，集权国家往往不如所谓的民主国家，狂飙突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停滞。这种思想是长期以来“中国崩溃论”的理念基础之一。
中国模式与中共模式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简单地说，没有中共的领导，也就无所谓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决策力、持续性和执行力上远胜西方，具体来说，一是决策机制具有民主性，同时具有决断性；二是政策制定具有长期性，谋定后动；三是整个组织具有执行力。
为何说中共高层无论在制定宏观还微观决策时，其机制兼具民主性和决断性？
事实上，中共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说具有“民主性”，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单是“党”体系自上而下就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会等机构或制度，任何一项决策绝非外界臆测的那样“独裁”，而是事前通过充分的民主商议，一层层讨论研究才下达。在“党”的系统做决策的同时，国务院的政府体系、人大、政协也通过各种渠道吸纳意见，层层汇集，其中争论、意见分歧很大的问题会被重点圈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甚至会专门进行说明。这个过程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媒体的高度曝光，但是“看不到”不意味着“没有”。
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主性后，中共更大的优势在于其决断性。中共的习惯是，每推出一项重要政策，都会先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然后形成意见稿，自下而上传达，再由政治局常委会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集权的中央”作出宏观判断，而过程中难免会有人的利益受损，这也是西方和东方价值判断中最大差别之一，西方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中国人从来相信个体在集体之中。
当然，中国政治体系中这种“决断性”的优势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严重的挑战，比如“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也是习近平推动机构改革的真意，因为如果不能保持这些组织优势、制度优势，面临世界格局之变时，中国将难以轻舟而过。
政策具有长期连续性
其次，中共的组织文化、机构文化能保证其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这也是西方政客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其发展绝对是有规划胜过没有规划，有长期规划胜过短期规划。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政策往往由一个小圈子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繁琐、很难执行的文件，但结果换一个总统以后往往就会被全部推翻。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任何一项国策，如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长期连续性。诸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政策、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到习近平上任后的“新南巡”宣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昭示的“二次改革”、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市场地位”的重视与升级，都能看到“旗帜鲜明”的连贯性。这种连续性既能够让民众安心，也可以让来华的外资企业感到踏实。这更是1978年之后中国对于外资吸引力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
所以，无论如何解读，没有人会认为此次机构改革会动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信任就源于中国政策的持续性。
最后，中共的各级组织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然而机构的臃肿和人员的无为，已经构成今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对“百年变局”的最大挑战，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也缘起于此。
居安思危与火中取栗
在政治学的剖析中，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政治家的基本理念，机构改革也是如此。无论是此次机构改革还是之前的军队改革，都具体呈现习近平这位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
毛泽东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共领导者，在某种精神气质上有着相同的特点和传承。具体来说，就是“居安思危”和“火中取栗”。
“两弹一星”（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让中国的军事和航天实力直接走进了世界第一梯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为中国近七十年里没有出现大的战争和动乱奠定了基础。对比两弹一星，如今的中国党政机构虽未 “病入膏肓”，但机构臃肿和人员无为逐步成为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最大挑战。这个时候，习近平开始“居安思危”，正如他之前所说的“功成不必在我”，今天的机构改革甚至全面改革，是为下一个百年铺垫。
在毛与习的脑海中，与“居安思危”共同存在的还有一个“火中取栗”的观念，这也是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国领导人相比最具独特性的特质。毛泽东时代的代表性事件是“朝鲜战争”，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对日战争和内战，若要挑战世界“一霸”美国，显然是拿鸡蛋撞击石头。但是，毛泽东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向美国开战，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最大的成果不是拯救了朝鲜，而是保障了中国国防数十年的安全。
于习近平而言，2012年后对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一系列“诸侯大员”轰轰烈烈的的反腐风暴，同样是形势险峻的“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会被“蛇”反咬。
最后，中共的组织与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甚至很多，这是毋须讳言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抓党建的原因。在他的认知中，党建并不是要巩固统治地位，而是中国能够常年可持续发展的磐石。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就已经说明这就是根，而中国真正的底子是其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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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从华为看中国决策持续性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