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困境】家境影响求学 输在起跑线便输一世？
除了“穷忙族”现象，过去不同阶段的香港研究早已指出香港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本地教育学者曾荣光就已利用香港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发现，香港的社会流动存在阶级的封闭性，并指出八十年代中期社会阶层的封闭性开始巩固，代际的向上流动机会下降。此文章为“青年困境”系列报道之二
承接上文：【青年困境】没有父干如何向上流？ 香港的“穷忙”悲歌
2007年，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学者黎熙元和庄丽华详细分析了本港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的阶层分布与社会流动关系，发现上层阶级的代际职业继承性比中层阶级明显，中下、中中和中上层阶级内部只存在短距小跨度的代际社会流动。也即是说，社会中下层至中上层的社会流动并不明显（见图）。2010年，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委托圆桌研究所及其网络成员圆思顾问有限公司进行研究，发现1976至1990年出生（研究称其为“第四代”香港人）的受访群体在过去五年，主要呈现阶级停留（见图）。同时“第四代”受访者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比之前世代的人负面，之前世代中也有逾50%的受访者觉得如今社会阶层流动会停滞或倒退。
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通过采访发现，52%受访者认为目前向上流动机会并不足够，65%受访者认为比十四年前差。2014年，智经研究中心发表《激发原动力，开拓新思维，助青年闯出一片天》研究报告，再一次指出近十年香港青年向上流动收窄。
事实上，从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如今基层青年想凭借个人努力向上走，变得愈来愈困难。阶层的固化早在求学时期就已开始。2016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 的《年轻成人贫穷与改善生活机会研究》显示，父母收入为本港最低10%的组别，其子女（18至24岁）只有19.7%曾入读或正就读大学学位课程；但父母收入为全港最高的10％组别，该比例则高达47.3%。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解释，“清贫学生在升读大学前，因较少资源跟家境佳的学生竞争，令他们落后于人。”
家庭背景的差异，造成了在学习资源上的不平等，削弱了个人努力的效用。2016年，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下称联席）表示，基层儿童因无钱上兴趣班、补习班及买电脑，往往“输在起跑线”，未能跻身好学校脱离跨代贫穷。2017年，联席与岭南大学研究生部的调查显示，受访的414个基层家庭中，约两成家长表示家中从来没有电脑。2018年，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进行的调查指出，香港超过四成儿童因为无法负担补习、课外活动费用，而在这些学习资源上落后于家庭较好的学童。同时，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清贫学生从小受限于家境，分担家务、兼职及财政重担……”难以像家境较优的青少年一般，轻松专注于学业。
早在校园时期，站在起跑线上的青少年们就已分出了高下，有人装备齐全，有人却赤手空拳。然而香港社会所做的并不是打破阶层固化，增加社会流动。相反，它的一些措施进一步加深了阶层流通之间的障碍。比如1991年开始推行的直资学校计划，2001年更允许直资学校加学费。眼见直资学校有利可图，2001至2015年间，虽然学生人数由95万降至69万，中小学总数减少233间，但直资学校却由29间增至82间，增幅近两倍。
直资学校的学费和入学考核都在巩固阶层区分，将基层子弟拒之门外。大部份直资学校收费高昂，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从前基层小孩可以凭个人努力争取到的一席名校学位，如今大多都因为经济问题止步。直资学校入学面试大多包含体艺这类需要家长有额外财力支援培养的课外项目，也加重了基层子女的劣势。周基利也指出，直资学校的增多变相减少了基层学生接受较高质素教育的机会，连带影响其入大学的机会。纵然当局规定直资学校“最少拨出学费总收入的10%作为学费减免和奖助学金计划之用”，但受惠的基层学生毕竟只是少数。相对于个体的努力，家庭背景的差异带来了更多学习资源上的不公，而许多直资学校的存在，无异于用学费、课外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阶层之间的经济壁垒，关上了基层孩童向上攀爬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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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阶级固化 青年难以逃脱穷忙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