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者．一】上楼三路不通 摆脱露宿生活 不只是有瓦遮头
无家可归、过得一天算一天、家当都得朝拆晚躺，这并非无家者自己选择的生活，他们说是逆来顺受。近年楼价房租高企不下，香港的无家者愈来愈多，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纵使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给予温暖和温饱，但更多的是漠不关心和嫌弃鄙视。从有家到无家的经历，每个无家者都不尽相同，但共通的是，他们都背负着各种负面标签，社会制度亦或多或少漠视了他们的需要。一日露宿，不等如一世都要露宿，但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有尽到责任协助他们重新站起、自力更生吗？不少人把无家者问题过度简化为房屋问题，认为只要让他们有瓦遮头，一切便迎刃而解，但事实是如此吗？本专题从社会政策、自我形象建立、社工或社区资源支援等不同层面，探讨在驱赶迫走及协助改善生活之间，除了旁观及冷待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群体，如何真正改善露宿者的处境。
“好天晒，落雨淋，逆来顺受啦。”阿辉在约七、八年前开始露宿街头，那么长时间以来，他说自己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有一天过一天，“今日唔知听日事”。没有亲人，没有居所，就算有朋友也帮不了多少，“要适者生存。”阿辉总是言简意赅，两三句就答完一个问题。
纵然居无定所，但仍有工作，阿辉在食堂做楼面，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下班就在附近葵芳一个街市上面的公园休息。那么多年了，阿辉早已适应露宿的生活，也习惯了旁人的目光和指指点点。后来，外展社工找到了他，并持续探访，帮他申请了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宿舍，至今已入住三个月了。
根据社会福利署去年12月公布的最新登记数字，现时全港有1,270位无家者，阿辉是其中之一。和2013年的718人相比，无家者人数增加了77％，但实际数字可能更多，因为社署的数字只是靠社福机构的自愿登记。这数年间，政府用了很多方法阻止无家者露宿，如驱赶他们、把他们的家当视为垃圾没收处理，围封改建露宿地点等，既无助改善无家者的处境，也没有减少他们的数目。
无家者被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只会攫取社会资源。然而，无家只是一个状态，并非永远无法脱离的处境。从无家到有家这过渡期间，需要的又何止是一个居所？
很多无家者跟阿辉一样，并非懒惰不工作，才会露宿。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外展社工表示，近五至六成露宿者都有工作，但薪金不足以应付月租最少4,000元的㓥房单位，加上个人问题或社会保障不足等原因，才会令他们选择露宿。换言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即使努力工作，也未必能摆脱露宿困局。
无家并非全因为懒 上楼三路不通
政府现时仍没有就无家者订立安置或是友善政策，社会福利署虽然有资助社福机构提供临时及短期的宿舍，但相对于现时逾1,270名无家者，这些资助宿位只有222个，即使加上社福机构自负盈亏营运的四百多个宿位（表一），仍仅占无家者总数约一半。
政府多次回复立法会议员的相关查询时指，资助的宿位平均入住率约为80%，因此暂时没有计划增加宿位，但指社署会因应社会环境的转变，密切留意宿位的供求情况，并定期进行服务规划。然而，入住率未爆满，是否代表现有的宿舍能满足无家者的需求？
近年来，愈来愈多无家者选择到24小时快餐店过夜，社协在去年底至今年初曾就此进行研究，发现当中约四成人曾租住私人楼宇的板间房或床位，居住时间中位数是半年，大部份人再露宿的原因是租金太贵（占收入近六成）及住所环境过于恶劣，调查又发现，无家者平均再露宿次数由2013年的2.8次增加至2019年的4.16次，情况变得严重。
服务了无家者约二十年的社区组织协会（社协）社区组织干事吴卫东认为，社署在处理无家者的政策上仍然沿用二十年前的标准，很不合理，“二十年前，1,000元也可以租到床位，但二十年后租金指数升了93％，要1,800至2,000元。”他直言，现时无家者要上楼是“三路不通”─上公屋遥遥无期；想租私楼又难以负担昂贵的租金；即使有能力租板间房或床位，却往往因为环境恶劣，特别是夏天时木虱爆发，被迫回街头，再次露宿。
为什么一方面政府的资助宿位并未爆满，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无家者宁愿到快餐店过夜或再露宿？当官员在立法会被问到有否研究无家者不愿入住宿舍或收容中心，以及入住后再次露宿的原因时，政府只回应称，社署没有备存相关原因，也没计划进行相关研究或检讨。
政府服务杯水车薪 漠视真正需要
不少人认为，无家者一旦获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便会养成依赖的习惯，无法自力更生。然而，社署提供的数字显示，由社署资助的三队露宿者综合服务队在2018/19年度共协助204名露宿者脱离露宿生活，反映无家者在获得支援下，有能力甚至更容易重过新生活。露宿只是一时的状态，而非无法扭转的困局，在这个无家可归的过渡期间，无家者需要的，是一个让他们能逐步重建自信的机会。
很多人把无家者的困境简单地归纳为房屋问题，以为只要“有瓦遮头”，就能助他们脱困，但事实并非如此。无可否认，临时及短期宿舍是最快能帮助无家者摆脱露宿困局的地方，但现时政府资助的宿位有限，又限时限刻规定出入时间，亦未必有社工跟进及协助他们解决个人困境。此外，约六成宿位限住六个月，部份住宿时间更短，难以让无家者梳理个人问题之余，能储够钱出外租房。
部份社福机构自负盈亏营运的无家者宿舍亦存在同样的问题。阿辉曾在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仁爱之家居住，那里一天开七至八个小时，晚上八点前要回去，早上一早又要离开，宿舍不开放时，部份因健康及精神问题而暂时未能工作的无家者，也不知到何处流连。阿辉住了三个月就忍受不了，回到街头继续露宿。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社工及宿舍督导何伟圻指，除了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无家者要走出困境，还需要综合性支援的住宿服务。他认为，探讨无家者这个议题时，应以协助他们发展为本，而非着眼于有没有无家者或有多少无家者，不管是协会内的宿友或他们探访的露宿者，“他们本身有一些能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影响他人时，就会有想改变的动力。”
有不少无家者需要的是空间去疏理个人的问题，再逐步重建自我，单是提供住所，无助他们走出困境。现时有非政府机构提供人性化的综合支援住宿，但却未必是政府资助的宿舍所能提供的协助，这种综合性支援如何帮到他们？
上文节录自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摆脱露宿生活 不只是有瓦遮》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