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竞争优势快将消失　为何港科技产业有欠理想？

中国工程院、香港工程科学院及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去年中共同发表首份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整合发展的报告，指出香港若不加快步伐发展创新科技，自身竞争优势将面临消失。负责研究的科大艾礼文家族工程及公共政策教授李行伟曾直言，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但科技发展落后于周边城市或地区，问题出在政策层面，未能将科技商品化或产业化。

【产业政策】创科生态友善政策均欠奉　在港谈创科犹如痴人说梦？

中国工程院、香港工程科学院及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去年中共同发表首份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整合发展的报告，指出香港若不加快步伐发展创新科技，自身竞争优势将面临消失。负责研究的科大艾礼文家族工程及公共政策教授李行伟曾直言，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但科技发展落后于周边城市或地区，问题出在政策层面，未能将科技商品化或产业化。

为何科技产业化在香港有欠理想？立法会秘书处文件《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机遇与挑战》指出，深圳科研由产业主导，着眼于中下游应用研究，香港科研由大学主导，多从事上游尖端的研究，但本地制造业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转移及下游生产。

无疑，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是全球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地区之一，本港研发开支亦以高等教育机构占最多。郑国汉说，大学的基础研究固然重要，惟将研究成果转化商品需时十分长，故认为企业的创新才是“主角”。他续说，外国企业会掌握某方面最高端的技术，例如波音掌握制造飞机的航空技术，“最后和消费者接触的不是大学教授，而是企业。”

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亦有相同的顾虑，担心政府重视大学的基础研究，而忽视中下游应用研究的需要，“下游有问题，但政府推动上游研究，就如文不对题。（基础研究）那是无底深潭，可能一百年后才有用。”

事实上，“创科王国”以色列同样在科研方面较有优势，但其创新力大部分源于企业。据立法会秘书处资料便览《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发展》，2015年当地用于民用研发的开支合共为990亿港元，当中商界占开支比率达86%，远超大学（11%）及公营机构（2%）。由此可见，产业主导是大势所趋。

产业主导研发　政府须为企业搭桥解难

针对香港在科技商品化方面的缺口，《纲要》提出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央政府将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事实上，“产学研”合作下，大学研究亦可配合产业所需。

“产学研即如何把研究、学习及产业化结合，创造社会及经济价值。”李行伟解释，“天马行空的基础研究及与产业有关联的应用研究，两者并不冲突。”他举例，现时本港大学亦有与个别城市合作，透过专项的方式，推动当地企业向高端发展，帮助企业解决关键技术瓶颈，科技大学与佛山南海区合作专项基金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介绍，大学与政府成立“产学研”平台后，企业可以提出希望克服的技术困难，甚或是未来与该行业有关的研究题材，欢迎科大合适的团队进行相关研究，提交研究报告。他认为，此举令香港优秀的基础科研资源，与内地有需要的产业直接合作，“平时（香港团队）没有（和市场企业有足够）冲击，认识实际问题的机会不多。”

李行伟认为，政府目前在基础政策上似乎已配合创科发展所需，包括承诺在2022年前把本港研发开支占GDP比率增至1.5%，进一步扶持本地研发项目，针对创业、科技转化、研究等，有各式各样的计划，亦有不同的基金支援。

可是，聚焦产业的研发或对经济发展更有帮助，李行伟希望政府多鼓励此类以专项形式的合作。他形容，配对式合作在香港并不普遍，学界与企业的关系不太密切，香港仍然较为“自由”（laissez faire），相关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大，创新科技局可以多做一些。

香港有必要加强产业主导研发，而本港企业希望升级转型，在缺乏相关知识下，政府串穿针引线的角色尤其重要。钟民杰提到内地的经验，中国第一代高铁“和谐号”制成后，起初可靠性不够，中央政府便安排科技部协助研发，调动资源、专家及实验室等，共同研发及完善高铁的性能，利用专家的已有知识，压低研发成本，同时加快研发的进度；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在支持研发上有“搭桥梁”的角色。

“政府不可以当自己是塘边鹤，新加坡亦自己落场打埋一份。当然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轻重，但他不会企在塘边说：我畀钱你。这是没用的，就如聘请了雇佣兵，最后能力亦不是自己的，雇佣兵亦随时可以走。”钟民杰说。

上文节录自第15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8日）《香港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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