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香港01致陈茂波——请勿让今天的你打倒昨天的你

还记得吗？在理财哲学方面，你曾对往届政府的守钱无道、计钱无稽、储钱无方等嗤之以鼻，力劝当局勿再墨守成规，否则实在愧对港人；在分配资源方面，你曾主张从结构上改善扶贫政策，大兴公营房屋、推行全民退保；在税务制度方面，你曾倡议税制改革，直指香港税制落后，与现实脱节。但，你改变了什么？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台鉴：

从年年站在议事厅内狠批《财政预算案》“墨守成规”、“欠缺愿景”的立法会会计界议员，变成年年坐在议事厅被斥《财政预算案》“萧规曹随”、“不思进取”的财政司司长，你如今也成为当年自己口中那个“对不起香港人”的“守财奴”了吗？你从政前曾言，人生下半场将以服务社会为主，然而，你任财爷三年无甚建树，上周三（2月27日）更交出评分最低的《预算案》，我们不得不借用你2006年在传媒专访的一问——“爬上了，又如何”？

阅读你那些年的专访，文章总形容你是非一般“会计佬”，眼中没有冰冷的数字，而且有热心、有雄心、有恒心；翻看你以代议士身份在议事厅中的铿锵发言，亦不难感受你对公共财政的理念和资源分配的宏愿；但缘何，当你一跃成为财金官员之首，不但不断重蹈那些年自己最不齿的覆辙，更把以往振振有词的税制改革、分配正义及财策检讨等抛诸脑后？

还记得吗？2010年4月15日立法会辩论《财政预算案2010/2011》，时任立法会会计界议员的你，曾言“（财政司）司长作为特区政府财金政策的第一把手，我们对他（曾俊华）有极大期望”，并就税收政策、理财哲学及社会资源分配提出多项具体建议。至2011年1月19日，在《财政预算案2011/2012》公布前一个月，你更以此发言动议《公共财政政策的检讨》议案，促请当局检讨税制、地价政策、资源分配、制定适当的财政储备水平：“香港需要一个有愿景、有心有力行公义、真正关爱照顾市民大众、并有能力谦虚自省的行政领袖，而不是一批只会墨守成规的守财奴。”——历史无处不讽刺。

还记得吗？在理财哲学方面，你曾对往届政府的守钱无道、计钱无稽、储钱无方等嗤之以鼻。

首先，你多次质问当局，“政府经常说要有财政储备，究竟什么水平的储备才够我们积谷防饥，又可以抵御对联系汇率的冲击呢？”而依你所见，港府受金融风暴冲击后，已调整机制，有“强方保证”巩固联汇，后来又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安排，加强了抵御外来冲击外汇的能力，“加上我们有内地撑住，我们是否应该如此盲目地继续累积我们的储备呢？”上述你当时提出之《公共财政政策的检讨》经汤家骅修订后，更订明港府应“明确订立财政储备水平一般只需维持于不超过15个月的政府开支便已相当足够”。

可笑的是，尽管该项无约束力议案最终获得通过，但港府仍以“政府收入波幅大而开支欠弹性，我们需要有缓冲以减低经济周期对社会民生的影响”为坐拥巨额储备的借口，无意制订任何储备标准。

更讽刺的是，当你平步青云当上香港财金政策第一把手，似乎也无意实行有关建议，而你任内的财政储备更将累积达11,616亿元，相等于26个月的政府开支，比起往届政府实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且预计在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至2024年3月储备还可应付19个月的政府开支。在此不禁要借你当日在议事厅中的一问：“我们是否需要有这么大的盈余储备呢？”

不得不提的是，有指你为“掩饰赤字”，计划分四年回拨已滚存至824亿元的房屋储备金至财政储备，而你回应记者提问时也坦言，这其实是“赤字预算案”。这令我们想起，你2010年在立法会斥责当局“过度累积财政盈余，而且在运用财政储备方面又墨守成规、欠缺灵活，有些概念甚至是错误的”时，早已指出“政府可透过拨款到不同的基金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小金库可以减低当年会计帐目上的盈余或加大赤字，但其实在不同地方也藏着不少金钱。”——姑勿论你是否“做数”，当局亦的确应该有效运用各种小金库，但你千挑万选，竟向当局用以保证对发展公营房屋承担不变的房屋储备金开刀，又怎能让市民继续对当局解决房屋难题有信心？

其次，你曾对政府依赖卖地的收入结构有所保留，更指出“高地价政策导致多年来政府的收入结构，（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土地……但政府又把这些收入列为非经营帐”，因而“大大限制了香港在贫穷、教育、卫生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能力”。

当局如此入帐的依据是，卖地如卖资产，所以卖地收入属“资本收入”而非“经营收入”，应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用作基建发展。这番论调似是而非，幸而你的驳斥相当精彩——“如果年年卖地，年年有卖地收入，所得收入是否算是恒常收入？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我把居住的房屋卖了，所得款项是非经营收入，但作为地产商，年年卖楼，所得款项则是经营收入。”

“我们是否应该简单地把卖地收入列为非经营收入呢？政府是否应检讨和改变现时的做法呢？……我们是否应作检讨，反省一下是否可以将一定比例的卖地收入列为经营收入，挹注经营开支呢？这样做更能反映在中、长期的周期内，政府有多少财力做应该做的事！”——八年前你连珠炮式的诘问，放诸今日毫不过时——你预计2019/2020年度地价收入及印花税收为1,430亿元和760亿元，占政府总收入6,261亿元的35%——请问，你在有能力改变的时候，究竟改变了什么？

第三，你也多次促请政府检讨和改革财政储备的投资方案，藉提升回报率以助发展新兴产业。在2012年3月22日举行的《2012年拨款条例草案》二读辩论上，你曾批评负责管理财政储备的金融管理局策略保守、回报不佳，惟当局总以维持金融稳定等“挡箭牌”敷衍了事。

“香港特区政府极之保守的做法，实在有负香港的纳税人和弱势社群。”你在会议中指出，截至2011年，金管局过去十八年的平均回报率只有5.6%；反观邻近的新加坡，把财政储备三分管理，即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作低风险和易套现的投资，由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以不同投资组合获取良好的长期回报，及由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入股其他公司及股票投资，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据你当时引述，同样在过去二十年内，GIC的平均名义回报率是7.2%，而淡马锡股东资金的平均回报率达13%，而淡马锡和GIC每年扣除通胀后，都把一半回报注入经常性开支，以确保新加坡不会食尽老本，并发挥“好天收埋落雨柴”的作用。

反观你的《财政预算案》及财政储备投资策略，有反省吗？有突破吗？有改善吗？

“我真的希望特区政府可改善一下，不要再墨守成规，否则，实在是对不起香港人。”——你当时对特区政府的“希望”，着实也是我们当刻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对得起香港人！

还记得吗？在分配资源方面，你曾经有着与一般官员与别不同的同情心和气魄，更主张当局应该大胆从结构上改善扶贫政策。

“政府的财政盈余既然这么丰厚，同时又有能力，为何对帮助社会的老弱伤残却显得如此‘窒手窒脚’？”你当时明言，“对于社会上的3L——the least, the last and the lost，即最卑微、最容易被忽略和最失落的一群，当我们提出要帮助他们时，我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及应该有更大的气魄来进行”。

你又提到，“作为特区政府官员，我认为不应只谈经济发展，同时亦应多谈社会发展。政府在理财方面不应把一个‘钱’字看得太大和太短视。香港社会虽不至于‘官府富而民穷’，但社会上有很多人生活得很恶劣，急待援手；人口老化问题亦非常严重，政府应更有计划及气魄，迎接这些未来的挑战。”

正如《香港01》多次提出，由于结构性的困局，市场未能建构“公平合理按劳获酬”制度，导致在通过市场实现的第一次分配中，草根阶层及弱势社群难免备受剥削；至政府透过各种政策介入及制度建构进行财富转移的第二次分配时，理应借此提高基层收入，同时巩固中产生活品质，并创造条件鼓励有志者创业致富，以此调节巨富阶层的收益。否则，富者在一次分配时已获得比基层更多的收入后，到二次分配时再因官员庸碌而获得与基层同样甚或更多的收入，即公义不彰，政府也无存在意义了。

或许是我们很天真很傻，竟相信出身贫寒的你，会比其他“离地官员”更懂得民间疾苦、会更恪守分配正义原则、会致力为弱势社群创造上流阶梯。可惜，综观你这份以“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利民生”为大方向的《财政预算案》，失望透顶，又想起你昔日在议事厅内的字字铿锵：“（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预算案中说，‘重视市场的政府，绝对不等于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府’，但上述计划正好让我们亲身感受到，政府的纾缓措施，对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完全是小恩小惠。”

例如，申领各类社会保障金额的人士，所能领取的额外津贴由以往的“三粮”减少至“双粮”，但你却不愿检视现行津贴政策，完全无视有关金额根本无助基层应付基本生活开支的现实；又如，你再向有需要学生派发2,500元的开学津贴，但却不愿意从长远筹谋，为全体学童建立储蓄机制，令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再如，你计划花6亿元翻新全港240个公厕，却不愿反省清洁工外判制度，以提升其薪酬待遇。

你或许会辩称，已采取更“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理财方针”，例如：（1）2019/2020年度的预算总开支为6,078亿元，属回归以来最高，当中有逾72%即4,410亿元为经常开支，比上届政府任期末年预算时多了700亿元，增幅近19%；（2）在4,410亿元的经常开支中，与民生攸关的教育、社会福利及医疗卫生等三项开支，合共占约六成即逾2,500亿元，同样比上届政府多了19%；（3）2018/2019年度盈余，将由2017/2018年度的1,380亿元，大幅缩减至587亿元，而在此情况下，你仍动用当中逾七成即428亿元为市民“派糖”纾困，“力度相当大”。

然而，这辩驳具说服力吗？试问在增加了的整体开支当中，有多少是为劳民劣政“补漏拾遗”？有多少是不痛不痒的“小修小补”？更关键的，有多少是触及深层次矛盾的结构性或制度性的改革？而你所谓在“缩减盈余”下“大力派糖”，本身就享有一定资源优势的中产占了284亿元，但处弱势竞争的基层仅获97亿元，这样符合公共财政所应秉承的分配正义吗？

以你过去很喜欢引用的新加坡为例，透过组屋制度为大部份国民减轻住屋负担，而在上月中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教育、医疗、福利等三个民生范畴的开支，仅占年度总开支的34%（即274亿元新币）。当地的开支未如香港般庞大，但人民却没有像香港般民怨沸腾，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问题不在于你花多了多少钱，而在于你怎样花钱、能否用得其所？

“如果我们把数据与同期贫穷人口不断增加、贫穷问题愈来愈严重及楼价飞升等各种情况一起看，便可以完全理解，为何在社会上大家的不满情绪是如斯厉害？为何会出现深层次矛盾？”——你在2011年这一问，不也正正就是对你如今看似“大力派糖”的“大力迎击”吗？

还记得吗？在税务制度方面，本身是税务专家的你，曾致力推动税制改革，更直指“香港的税制落后，甚至可说是与现实情况脱节”。

“香港税制未能与时并进，一方面除了是政府官员保守之外，另一方面是政府在政策局的层面，缺乏专职专业的人才，未有对税制的运作不断进行监察，同时未能对区内外其他国家税制措施的改变，作出相应的调整。”根据你2010年的建议，当局应在相关政策局内成立一个“税务小组”，配置全职又专业的人员，监察《税务条例》的执行情况，并研究税务政策的方向。

诚然，自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打着“税务新方向”的旗号，推出“利得税两级制”，以纾缓中小企的税务负担；而你在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也以减轻中产人士及中小企的税务负担为主要方向，更把两年前由你出任财爷后成立的“税务政策组”拨归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然而，这就是你念兹在兹多年的税务改革吗？有切实回应香港税基过窄、税率偏低等问题吗？

本港税制以累进税及标准税并行，实现“能者多付”，但你每逢《预算案》的税务及差饷宽减措施，却是以“富者多得”为制订原则，根本有违分配正义，而且几乎年年推行，变相将本属一次性纾困的措施“恒常化”，未能发挥分配作用。以2016/2017年度为例，全港170万名纳税人中，有逾130万人属较低收入人士，当中绝大部分可能只获得数十或数百元的退税，而未能取得薪俸税宽减的两万元上限。

宽减差饷亦如是。根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去年底提交予立法会的文件，本港拥有最多物业的业主合共持有1.5万个单位，在原定的宽减措施下，政府向该业主退回1亿元；另外，全港有近两成业主持有多于一个物业，他们共获退约28亿元。

立法会秘书处就《财政预算案2017/2018》撰写的研究报告亦提到，当局在2007年至2017年间，合共有3,200亿元的“一次性纾困措施”开支，当中64%金额由纳税人获得，但针对基层的款项仅16%。无可否认，退税能间接扶助基层，但却也明显偏袒了中产和富人。

“香港的税基狭窄，加上政府过分依赖土地有关的收入，这亦对公共财政构成不稳定的风险；就此，本会促请政府全面而深入地检讨香港的税收、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政策的措施。”——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参照你2011年这说法，对比你2018年指“现时并非时机推出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供社会讨论，但须就此进行研究、准备和考虑”的讲法，真可谓“官字两个口”。

《香港01》不止一次提出，香港应该扩阔税基，以应对经济的周期波动，借此为长远增加投放予民生范畴的经常性开支做好准备；不过，需要一再强调的是，当局进行税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增加税收，而是要令税制更加公平公义，从而提升对弱势基层的保障。当本港首富、长和系前主席李嘉诚也于2016年呼吁港府，应将企业利得税提高1至2个百分点，以投放更多教育和医疗资源，借此解决贫富悬殊时，财爷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还记得吗？你曾在2008年一个专访中提及，80年代出任建造业训练局的会计主任兼秘书长时，发现这个半官方机构的雇佣条件与政府公务员有天渊之别，而你看不过眼，多次提出改善方案，却遭政府阻止，因为当局认为有关差距属理所当然；于是，你在往后的三年间，锲而不舍地改革薪酬福利制度，至你离职时，有同事赠你一尊手制“大炮”，感谢你“炮打不平事”。

这尊“大炮”如今熄火了吗？甚或，不再“炮打不平事”，而是打倒昨天的自己呢？

“有志者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据说这是你的座右铭，而做了财政司司长的你，还能否以“千方百计”，攻克官僚港府的“千难万难”呢？若否，“爬上了，又如何”？

敬颂

春祺

《香港01》谨启

上文节录自第15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4日）《香港01致陈茂波公开信——请勿让今天的你打倒昨天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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