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养动物．四】考牌养狗可行吗？ 生命教育、绝育同样重要
现时养狗门槛甚低，只要到宠物店付出数千元，或是到动物福利机构也可以进行领养。然而，主人未必有足够的养动物知识和动物管理技巧，以致带牠们回家后，为主人带来一些麻烦，甚至有人因而弃养。在部分国家，养狗要先上训练课程，主人要考牌才可以养狗，让主人知道养宠物要负上的责任。在香港，又可行吗？民间组织“香港动物福利法（民间草拟）”的三位代表成员都认为，养狗前应该修读课程，了解狗的行为特性，减少日后的潜在伤害，例如从教育方面令主人有“饲主谨慎责任”，而不是只从立法层面阻吓。除此以外，又有什么政策可以从源头减少被遗弃动物的出现？此乃《回到第零天 领养不弃养》专题报道之四
考牌养狗可行吗？
养狗要考牌，在香港可能较少听到，但不少国家都推行此政策，瑞士早于2008年开始引进养狗培训课程，惟于2017年正式废除。当时，任何买狗或领养者均须出席四小时的实践行为训练班，首次养狗人士更要参与一小时的理论课。2005年当地曾发生严重的狗只咬人事故，引进课程的原意是希望减少因管理狗只不善造成的意外，惟当局发现事故没有明显减少，反映课程效果不理想，故取消此政策。
林进文认为，养狗应像考车牌，饲养前要持有基础训练牌照，获取证书后才批准养狗。其所属组织曾与渔护署洽商，署方却忧虑此举会减少人们领养意欲。但他认为牌照的意义在于，令公众知道养狗要负上责任，要照料及教导狗只，要助牠学习融入人类生活。
近年渔护署亦有举办免费的犬只训练课程，2013至2018年5月期间举办了22次犬只训练课程，约有750名狗主参加。课程包括理论及实践课，介绍常见的犬只行为问题，教授训练犬只的基本技巧，推广尽责主人的讯息。署方表示，学员反应踊跃，课程能加强狗主管理狗只的知识。
现时香港的宠物猫狗数目由2005年的297,100只，增长72%至2016年的510,600只。麦淑贞说，愿意上堂训练狗只的狗主属少数。“狗主肯去上堂，很多时是因为狗只出现行为问题，例如吠叫太厉害，甚至影响到他人、被投诉，才会找训练师训练。”
强制训练课程，是否不可取？组织的三位成员都一致认为，外国立法及废除的原意跟香港不同，不能因此推翻成效。除了瑞士外，德国执行的动物保护法亦甚严厉。新狗主必须带同狗只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课程，当中包括服从训练、狗只与人类的相处技巧训练等，才可以持有养狗牌照。
此外，国家每年向饲主征收狗税，而税额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柏林养一只狗，每年需缴付120欧元，每只额外的狗每年为180欧元。当地对弃养者更会征收高额罚款，金额高达数万欧元。除了强制课程，当局亦在源头严格限制，例如市民无法在宠物店随意买狗，除了从收容所领养，民众只可向有资格认证的繁殖业主购买。
从小接受生命教育
当然，民众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 林进文表示，曾向渔护署倡议推行强制课程，署方则回应，他们鼓励教育市民，但不是强制推行条例。麦淑贞指出，现时的问题是整个环境无法令狗主自律，故应认真推行强制措施。赵明明负责在不同机构及学校推广“领养不弃养”，她指出，现时香港的生命教育课程不足。“可惜整个教育制度只有小学和幼稚园会提及动物，中学是没有的，教育制度忽略生命教育及德育课。我们希望小朋友明白讲座内容后，可以成为小小的大使，知道弃养动物的经历，了解牠们不是工具，不是玩具，是一个个生命。”
现时香港的生命教育课程并没有完整的框架，包涵的概念和课题多而广泛，失却焦点。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副教授陈志威在《香港生命教育课程的框架》一文提到，生命教育从属于 “德育、公民与国民教育”，范畴包括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人权教育、国民教育、禁毒教育、品德及伦理教育等。文中指，生命教育只是“德育、公民与国民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且这学科一直以来不是具完整和严谨框架的正规课程，校方以渗透方式藉隐蔽课程、学校活动，以及透过各学科的正规课程来推动。
生命教育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实践，谢婉仪不时接待各团体到动物暂托中心“阿棍屋”做义工，帮忙换水、清洁排泄物、带狗只外出等。“我想做许多教育的工作，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被遗弃小狗的苦况，身体力行去帮牠们，投入爱护生命的行列，从而培育接班人，将来能够接手。”
她相信，小小的事情，甚至只是来抱一抱小狗，也可以带来生活上的改变。这些亲近动物的机会，也是真正的生命教育课。
不仅狗主和民众需要教育，若要减少流浪动物的数目，动物的行为是否也需要管束？二元提到，绝育也是有效的方法。从2000年起，多个民间组织及动物福利机构，包括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以“捕捉、绝育、放回”（Trap-Neuter-Return，简称TNR）的方法，为捕获的流浪猫狗绝育，然后将其放回原来所在地。倡议者认为，借助TNR方式绝育，流浪狗的数目会因自然死亡而逐步减少。
渔护署协助两间动物福利机构，于2015至2018年期间推行为期三年的流浪狗“捕捉、绝育、放回”试验计划，政府指无法达到他们预期的计划目标─把试验区的流浪狗数目每年平均减少10%。此后，若机构有意推行这类计划，政府会持开放态度。
只是，政府对TNR的“开绿灯”回应，其实附带条件，有关机构推行前须获得社区支持。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认为，这意味如果机构有意推行，需经广泛的公众咨询程序，令正式落实计划存在不少变数及障碍。这亦反映本应由政府推动及落实的政策，“外判”予动物福利机构。赵明明表示，街头流浪猫狗趋增，是人为造成的问题。“替牠们打针、做身体检查是想控制牠们的数量，不然数目就会持续增长，TNR需要各方协助和体谅。”.
对于TNR计划难遏制流浪动物数目，邝俊宇回应：“当然是效益不彰，流浪动物的寿命至少有六至七年，TNR计划为期三年，那些狗当然继续存在。如果原生地有100只狗，即使推行TNR计划，数字难免没有大幅减少。这反映政府很迂腐，根本没有考虑以其他方法取代人道毁灭。这一年会是好时机，希望在立法倡议的过程，可以同步推行其他政策。”
香港动物福利法（民间草拟）代表计划在1月20日举行“我撑动保法 阻止政府hea立法”游行集会活动。林进文说，立法不是单一的事，需要整个配套去做，若最终政府不执法也是徒然。
他说，“我们询问政府如何整合策划，但当局只是‘见步行步’，没有全面考虑或提供路线图。他们的角度是，动物没有权利，只有福利。什么是福利，就是有水有粮，笼子要有一定的大小，这些都只是基本而已。在外国，别人谈论的是如何让动物进餐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你想想，我们多落后？”
多个组织代表都指出，弃养的源头在于繁殖场大量繁殖、养狗代价不高、民众教育不足，法例的阻吓性及执行力度太低，因此政府应订立《动物保护法》。想改变流浪猫狗流落收容所的命运，这些上游政策都做好了吗？港府表示，台湾于2017年首季开始推行流浪动物“零安乐死”政策，实施情况及成效尚有待观察。修法带来的隐忧，政府又看到吗？
上文节录自第14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月14日）《回到第零天 领养不弃养》专题中的《虐待动物代价低 弃养源头须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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