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炳良再谏民主派：告别旧思维，建立新论述，另觅真出路
“搞政治”逾40年的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20年前已提出“第三道路”的可能性，劝勉从政者要随时代更新思维，不要墨守教条或政治正确性，方能了解新问题、重塑新价值、带来新希望。今日，他形容当前政局如一池死水，亟待重启政改，方见转机，而从政者不但要知其可为而为之，更要知其不可为地创造条件令其可为之。对推动政改举足轻重的民主派，今年连败两仗，作为旧同志的张炳良直言，泛民已走到十字关口，是时候告别旧思维，另觅新出路。
“民主派没有中间选民的支持，怎么可能赢？”——不是事后孔明，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来，民主党创党副主席张炳良已不断提出，民主派应该冲破悲情主义、跳出二元思维、强化政策论述、重塑议会内涵、培养执政能力、走出第三道路等等改革，以争取游离选民的转向，可惜鲜有回音，而民主派至今也还是老样子。
“可能是我提得差吧，哈哈。”访问甫开始，张炳良冷不丁地以此自嘲，和他过往不苟言笑的形象截然不同。
但很快地，他就做回了严肃沉稳的“张教授”。和所有学者一样，谈及民主派当下困局时，他也喜欢先“回到过去”：“回归后，民主派像走到十字街头，不知该如何走下去……”
学者出身的张炳良，带领汇点于1994年与香港民主同盟合并为民主党。说来有趣，自1997年主权回归，不论民主党打胜战还是吃败仗，他总不厌其烦地提醒道合者要反思路线；就算在2004年退出民主党后，他仍屡屡撰文劝勉志同者须另觅出路，直到2012年出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才停笔休耕；去年他卸下官职，重返香港教育大学，似乎仍然心系民主派。
1. 民主派的冒起，是为了创造历史
当你以为张炳良将从二十年前讲起，其实四十年前“火红年代”的学生运动才是起点。
“那时我们反帝反殖反资，但只是讲讲而已，回到现实相当无奈，根本无所作为。”左翼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以张炳良为代表之一的“社会派”，与“国粹派”分庭抗礼，为香港的进一步发展酝酿了特殊空间，“直到1980年代‘中英谈判’，我们提出‘民主回归’，切切实实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将来，甚至得以在《基本法》讨论中，与保守工商界及亲北京左派维持鼎足地位。”
当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遇上未卜的“前途问题”契机，那便成了充满矛盾焦躁动荡的时代，也是有识之士得以开拓想像大鸣大放的时代。
张炳良便是那时代的产物：“民主派自此冒起，现在所谓的老一辈人士，都是当时的新兴力量代表。我们毫无包袱地挑战既有秩序、英殖政府、议政生态……那也是香港政治讨论最有质素的时期，建制泛民都系！”
由汇点率先提出的“民主回归”——支持香港回归中国，并实行民主政制——后来获主流民主派认同。至1989年的六四惨剧，把香港人的恐共心理推向高峰，也唤起大家对民主进步价值的追求，民主派因而成为最受港人信任的力量，并在往后数年的选举中所向披靡。
那是民主派元老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日子，团结，有力，壮志。
“1995年立法局选举，民主党大胜（60个议席中取得19席，是第一大党），有位中央高官对民主党领导层说，‘你们民主党是大党，希望将来能在香港扮演重要角色’。换言之，当时北京政府也看到，民主党非常有政治实力。”张炳良畅想，那势必是另一番历史的创造，“民主党作为市民最支持的政党，背负责任和使命，应该参与推动‘港人治港’，市民也期望你在议会发挥正面作用。”
时任民主党副主席的他，撰写《民主党如何面对中国》一文，阐明民主党“勇于爱国，对中共政权不亢不卑，对则支持，错则批评，在法律基础上据理力争，进行合法的体制内争取”等主张。至回归前夕，他又在《面向九七、迎接挑战——民主党的前路》提出“反倒退、不撤退，立足群众、广交朋友”方针，重申民主派应该与中央对话，争取求同存异。
2. 回归后不按剧本走，传说中的抄家镇压呢？
回归初期，张炳良再撰《立足其内，运行其外——民主党如何走其政党道路》，为民主党路线定调：“民主党应不怕进军建制，有立足建制并改造建制的雄心与能量......可以朝局部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有必要强化其政策创制的能量，加强与各阶层沟通，提高参选议政素质，成为有能力执政的力量。”
然而，相对于张炳良的乐观积极，有部分民主派人士却对“回归”有另一番的想像。
“有些人很担心共产党会‘抄家镇压’。回归前，还有党员建议成立基金，作为‘安家费’。”张炳良轻轻笑了笑，接着说：“但是，回归后，并没有出现‘镇压’。有‘镇压’就容易处理了，大家可以去‘牺牲’、可以继续‘悲情’。可现实情况是，在新的体制中，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继续有议会空间，大家突然就不知所措了。”
预想的“悲剧”没有上演，但主角们在不该哭的时候，还继续哭。
在“河水不犯井水”的回归初期，香港恐共意识逐渐消退，但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吹袭，社会政治经济生态进入崭新时期。“市民不再满足于民主派的道德性诉求，更期盼他们在带领社会、改善民生方面有所建树，但民主派继续主打‘悲情’，完全无法对焦，回应不了民众焦虑。”只是，张炳良苦口婆心的劝说，得不到多少同路人的回应。
他们不是关心如何争取曝光保存议席，就是死抱“二元对立”的抗共思维。
“民主派本来抱有理想，要征服高山；当我们走到山下，体制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凉亭，凉亭有些座位，好比立法会。我们在凉亭停下歇息、争位坐，争着争着，就忘记了我们原本要登高的目标、忘记了我们最初到底想做什么。”争凳仔游戏潜规则，讲究论资排辈，但张炳良觉得不妥，“谁都不愿意让座，咁后生边有位上？”
于是，他筹办党校，培养新血，甚至建议设立议员任期制。“全职议员最多做五届，非全职最多做四届。这也不算太差吧，但很多党员不接受，说‘应该由选民决定’，就是不肯让位嘛！你（政府）又锯咗两个市政局，‘少壮派’没有位上，自然就出来了。”谈及那段对自身及民主党影响颇深的权力斗争史，张炳良毫无波澜。
3. 此路不通，不如试试第三道路？
那是像宫斗剧一样的剧情。没有位上的“少壮派”出来了，民主党内部对中国、阶级、议会等路线的分歧也出来了。1998年底民主党周年会员大会，竞逐连任副主席的张炳良，因路线之争被“少壮派”拉了下马。
然而，这并不阻碍他为民主党觅出路，在翌年初举行的党务检讨日营中，他仍尽情分享所想像的党政新面貌：“作为反对党，民主党也要当一个有远景、有想像力、有另类纲领、有动员社会和领导社会能力的在野反对党。”
“当时我针对这种困局，提出了‘第三道路’。”对张炳良而言，党的路线问题，取决于民主党想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社会，而民主党的社会愿景，应该建基于清晰而连贯的社会分析和指导哲学，而非只是简化的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
他在同期发表的《重塑议会问政和社会行动的内涵》解释：“相对于港官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和董建华的专权干预主义......民主党应走出‘第三道路’来，简言之：是如何令市场更有效地运作，以及如何令政府更有效率和有效能地运作。我们追求应是体现社会合力分配和公义的民主体制，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政府。”
这套“第三道路”论述，主要受当时欧洲兴起之“Third Way”影响。那原本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经济理念。1970年代末期，英国戴卓尔夫人以新右派之姿，带领保守党击败愈来愈左倾的工党，展开该党长达十八年的执政。至1997年，新工党党魁贝理雅受社会学大师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建构的平等、保护弱小等价值框架影响，放弃激进的左翼路线，并以“Third Way”为竞选口号，带领该党赢得大选，重掌政权。
乍听之下，好像和香港“风马牛不相及”。
但张炳良说，“Third Way”的启示在于，政治论述应该是活的，并不墨守教条或政治正确性，而会随着时代及思维的最新发展而更新。不过，他的建议，并没得到太大回响。
4. 第三道路未通，民主派就走回头路
结果，1999年底举行回归后第一届区议会选举，民主党这支常胜军初尝败仗，当选率较1994年低5个百分点。及后，由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叶健民主编的民主党党报《敢言》，以“第三道路”为题展开讨论。
“民主党领导层应以责问董建华的精神，也来个反思：过去是否因不断胜选，变得有点自以为是，认为真理在我手？”张炳良愤书《民主党须走“第三道路”》，劈头棒喝。他强调，“第三道路”的思考具有三层意义：首先，在于民主党的虚心聆听和深刻反思，对过去与现在进行“灵魂搜索”，以了解新问题；其次，是不甘于接受社会只有两种选择、敢于超越对立思维；最后，要建立全新的社会观，既有本地内涵，也具中国涵义。
字字珠玑。
“少壮派”代表陶君行也以《民主党走不出“第三道路”》参与讨论。他直指，香港从来不存在左右意识形态对峙的传统，又认为除非各大政党愿意重整资源、更新形象、开拓票源，方能巩固支持者以建构新的派系政治，否则“第三道路”只会沦为空谈。
时任中文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吕大乐则认同，“Third Way”的参考意义，在于探索政治新思维，因为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派，均需要建立政治的理念、价值与目标，否则一切在议会内与外的政治行动，都只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成败得失也只是一时间选民的票数或议会议席的多寡，又或者是在大众传媒中呈现出来的民意声望的起跌。”
句句箴言。
可惜，一如既往地，“第三道路”的讨论仍唤不醒主流民主党及民主派。到2000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民主党的直选得票率大跌逾10%。张炳良透露，同年底有“主流派”游说他重返党中央，但他已心灰意冷。
5. 醒醒吧，只有“三三四”，没有“六四定律”
“我1994年10月2日参与成立民主党，到2004年10月2日，正式递交退党信给杨森（时任党主席），刚好十年。我觉得，既然我是民主党创办人之一，起码应留在党内十年。”民主党走样变型，但张炳良无悔创党，正如他退党信这一席话：“成败起伏、喜怒哀乐，以至风风雨雨，充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充实了我们对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认识，这是一份珍贵的体会。”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张炳良用一个十年，尽情描绘“民主回归派”的政党梦，然后回到最初的起点。
他提到，民主党的创党日期“有特别意思”，因为10月1日则是“国庆日”，“咁当然系‘国庆’先过‘党庆’啦，哈哈哈！”记者想起他在1997年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宣言：“我们虽身在香港，但心在中国，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然而，他落选了，至今也不曾当选。
退党后，张炳良专心经营智库“新力量网络”，并自翌年起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尝试用他的方式去走“第三道路”：“思维上，我们应走出一条突破传统左右二分、市场与政府对立、企业与劳工对垒的‘第三道路’。”
他也从民主派的“盟友”，变身“铮友”，笔耕不息，谆谆教诲。
例如《新右擡头，民主派失去思维惊喜》曾警告，若民主派仍在旧思维及民主教条主义迷思中徘徊，必然会暴露其意识形态的贫乏，当务之急应该“改造民主派，争取中流，走出某种第三道路”。至2007年，他仍在叩问超越党派框架以探索深层议题的可能性：“香港如何走一国两制之路？如何跳出二分思维？能否有第三道路？”
念念不忘，没有回响。
民主派的政治光谱愈拓愈阔，但议会影响力愈收愈窄。支持者恨铁不成钢，张炳良如是。
“对立法会选举结果的解读，不应停留于参选者及党派的胜负得失层面，而应进一步探讨选举传递出来的深层以至结构性讯息。”每逢议会选举，不论民主派孰输孰赢，他总会撰文劝诫民主派要理性分析结果，直面泛民与建制之基本盘各占三成选票的现实，正视近四成游离中间选民的存在，勿被虚幻的“六四定律”所蒙蔽。
6. 人心思变，但民主派始终不变
“骄兵必败”、“痛定思痛”等说了又说，而泛民主派在历届立法会选举中的地区直选得票率，就由2004年的60.52%，下跌至2016年的55.02%。至今年3月及11月举行的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在单议席单票制的对决中，民主派代表姚松炎及李卓人之得票率，更仅48.79%及43.25%，完全不敌建制阵营的郑泳舜及陈凯欣。
民主派事后两度就败选鞠躬致歉，又承诺会深刻检讨云云。像竞选口号一样的承诺。
“上次姚松炎输了，他们就说，‘姚松炎不懂选举，朱凯廸谂屎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解释败选原因，以为只要姚松炎懂得动员所有民主派落区，就可以胜选。”张炳良又轻轻地笑了笑：“可是，民主派这次动员了所有人，李柱铭、陈方安生，乜都出晒，为何还是赢不了？其实，民主派并不能单凭整合阵营就获胜。当建制和泛民的铁票势均力敌时，年轻及中间选民就成了决胜关键。一开始（回归初期），还是‘悲情’的时候，他们就倾向民主派，但整整吓，‘悲情’太多了，现在已经无法再动员他们了。”
告别五年问责局长任期后，张炳良再度开腔点评泛民表现：“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现在没有官位了。”其实他的论点并不新颖，已经说了二十年，惟民主派仍是老样子：“如果这次是李卓人胜选，你猜民主派的论述是怎样的？他们或许会这样解释：因为现值‘占中九子’审讯，激起民心，可见大家支持民主。反之，李卓人输了，他们又会有其他说辞。”
访问进行期间，正是民主派于11月26日就李卓人败选召开记者会之时。李卓人认为，败选皆因选民对民主派无力挽回劣势的“心淡”，故未能取得本土派支持。同场的梁国雄则直斥是没有投票予李卓人的选民之不是，因为他们任由暴政得胜，等同“政治自杀”。
然而，若说选民对泛民“心淡”，究竟是对泛民的什么“心淡”？就当选民的选择是“政治自杀”，又是谁人令他们走上末路？
7. 选举是“希望之战”，“悲情”难以带来改变！
“候选人争取选票，一般会说，‘你选我吧，我当选后，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也就是要带来希望。但民主派总是说，‘你选我吧，香港要沉沦了’。你们的论述怎么能这样？那么选民为何还要投给你？我投票也沉沦，不投票也沉沦；我投票也悲情，不投票也悲情，那么投票有什么用？”张炳良连珠带炮式发问，无一不值得民主派深思：“你们一方面说，‘议会失效、遭全面打压’，但另一方面又说，‘我那一票很重要’。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你们选择进入议会、打算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你就应该告诉选民，你这一票，可以带来什么转变！”
张炳良的论调不变，民主派的思维也不变。
但是，“人心思变。”
11月24日台湾九合一选举上午，张炳良在Facebook写下这四个字，“那时才刚开始投票，但我可以想像，会变天的。国民党韩国瑜为什么能赢高雄市长？因为他讲的话让台湾人觉得，‘系㖞，可以咁睇㖞’……可以说，台湾政治已经走出（离开）‘悲情’，‘蓝绿’不是简单的‘统独之争’，‘统独’甚至不算issue（议题）了。”
韩国瑜说了什么？他说：“为什么会把希望放在我身上？他们（民进党）到现在还没有了解，天下乞丐，谁决定乞丐，是皇帝啊！”他还说：“我们不欠民进党，民进党也不是高雄人的爸爸，为何每一次都要投给民进党？人民才是政党的爸爸！民主、民主、人民作主！”
“现在人们会问，你们有没有执政能力？你的政治道德很高尚，但若不懂管理，那又如何？在野和在朝是两回事，民众对从政者是有期望的！”张炳良的“人心思变”，既写给台湾，也写给香港，“但香港的问题是，从政者并不寻求执政，那么他们到底能为民众带来什么？建制也好，泛民也好，所有香港政党，始终不能回避要争取走向执政的问题！”
8. “如果你睇死自己唔可以执政，咁你真系养懒自己！”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对“政党执政”嗤之以鼻，或许会问，现行政制下谈何“执政”？
“制度的设计，的确非常排斥‘政党执政’。”张炳良也相当无奈。
确实。《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特首必须声明自己不是政党成员，并承诺任内不会加入政党、不受政党约束；因此，没有政党可以成为执政党，而特首也较难借助政党力量以统合利益集团。再者，虽然《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制定法律、审批公共开支及监察政府运作等职权，但凡是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等政策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或必先得到特首书面同意；而政府草案只需获过半与会议员的支持，即可通过，但议员议案、法案及修正案等，则须经“功能组别”及“分区直选”议员的“分组点票”，并各获过半数支持才可通过。
“不过，对政党而言，如果你睇死自己唔可以执政，咁你真系养懒自己！讲政策做乜？”面对这类似“鸡先定蛋先”的问题，张炳良并不含糊，始终坚持政党必须培养并展示其具执政能力。
他二十年前还在党内的时候，就经常以台湾民进党作例：在199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实行总统直选，政党轮替仍是空中楼阁，但时任民进党立法院委员陈水扁不但加入国防委员会，更21度提出被喻为“国防宪法”的《国防组织法草案》，最终获国民党放行通过。
“我经常说，唔该大家睇吓民进党，在野提什么国防？但人家就是有胆向人民展示领导力！”
“就算现在无法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政党也可以派员参选，并声明当选后会退党，但会争取该党支持，例如委任党员组成内阁、在立法会共同进退、致力争取北京容许政党执政。”听起来像是天马行空，但张炳良说，“作为政党，你要突破，咪咁突破啰!”
“制度的确很难改变，但问题是，过去在可以改变的时候，民主派并没有发挥这个作用——2014年政改。大家要知道，政改这回事，并不能单方面由民主派做决定，他们必须和北京及其他力量周旋。”终于，还是无可避免地谈到“政改”，以及那场民主派至今仍未好好沉淀反思、重整对策的“雨伞运动”。
9. “如果没发生那些事，我们不会走到绝望阶段。”
如同“泛民悲情论”一样，张炳良的“政改论述”，也是二十年如一日。
每逢政改争议，张炳良总是提倡：“民主派应作好思想与战略准备，为政改作持久战……若民主派仍有信心及魄力去建设成一股主要港人力量而不只是一群象征性的反对派街头战士，就应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和有所为精神去进驻一切可以进驻的建制空间（2004）”；“若民主化困局持续下去，只会令特区管治逐步空洞化、社会进一步分化、年轻一代政治异化（2009）”；“香港迈向普选之路上，可以承受多少次的否决？会否导致更大的政治疲倦，使民众难以对泛民产生希望？（2010）”；“最坏的情况，是由于进入不断之恶性循环内耗，令不少人对透过既定制度和游戏规则去解决问题失去信心，体制的实质认受度节节下降（2011）”。
尽管不想面对，也不想承认，但他当年所言“最坏的情况”，不正是我们当下的困境？
“基于对香港的危机感，中共把话说在前头，‘人大831’就是底线。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那些事（雨伞运动），我认为我们现在不会走到一个绝望的阶段。没有那些枝节的话，或者将谈判做得好一些，我们是否得到某种程度的‘普选’呢？我们的情况又会如何？”
无论言者是否有心，这番话势必令参加者们不好受。张炳良随即补了句，“对于那几年当中，那些有强烈价值抱负的人，我是尊敬的，但不代表我认为他们的处理是最有智慧的。”
在这种“当下”讨论这种“如果”，堪称是民主派的“政治禁忌”。
但是，当今时今日的李柱铭，也会慨叹三十年前由查良镛与查济民提出的“双查方案”藏有智慧伏笔的时候，谁又可料，在三十年后，他们对“831方案”会否有不一样的评价？
如果有如果，今天的香港会更好吗？
然而，边有咁多如果？
“民主派当时想不通，这是一个很大的挫败……你要突破，就要想办法改变角色，否则你坐在立法会里面，真的只能表个态而已了。”张炳良始终相信，若想促成香港拥有负责任的政治，只能尽快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再处理立法会全面直选，“这样才有进程、有想像、有愿景。”
他事前已表明，不欲评价现届政府施政表现，但也不忘提醒，“政府千万不要忘记推动政改的重要。”只是，他坦言，“如果社会根本不渴望重启政改，而政府随随便便地提出来，咪即系盏搞？还是会一拍两散。所以，社会需要有所显示，朝野之间也该有所作为。”
这番有点丧气的话，出自积极争取“民主回归”逾三十年的张炳良，竟觉有点悲凉。
也是。对于“政改”，政府不会提，建制不想提，泛民恐怕也不敢提。
10. 进退两难之际，不如再试试第三道路？
更残酷的，是张炳良接下来这一问：“对于重启政改，我不敢乐观。如果要成事，它一定是一种妥协。我们现在有妥协的环境吗？民主派又是否有为政改‘背书’的能力呢？”
他又赤裸裸地抛出另一个“政治禁忌”般的“如果”。
想过吗，如果有如果，大家又会如何？
进退两难，不如再试试第三道路？
“最近几年我没有思考‘第三道路’，可能过了讨论的气氛。”张炳良的回答令记者始料未及，毕竟在他的“政治哲学关键词”当中，“第三道路”也占一席位。
记者不解地追问：2016年立法会选举，不是也有所谓温和泛民，大张旗鼓要走第三条路或中间路线？至去年特首选举，获民主派支持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不也被视为中间路线的象征人物？到最近当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不也是在走“超越蓝绿”的第三条路？
“我当年提出的‘第三道路’，从来不是‘中间路’。在政治上，中间路线没有市场。你不是A，也不是B，那你就需要讲明白，你是C，而C是什么？你总不能说，你在A和B之间，这其实是‘骑墙’，旗帜不鲜明，注定会失败。”有别于其他问题的不假思索，张炳良在回答之前，眉头紧锁地静默了10多秒：“民主派若想突破，就应该走出另一条路，这条路可能吸纳了另外两条路的精髓，更能够回应当下的困局。你不需要刻意温和，可以走得很执着、很轰烈、很坚定，但不要因为‘不敢’或‘忌惮’而‘刻意温和’。”
张炳良变相解释了汤家骅、黄成智及狄志远等人“败走中间道”的原因。
而他所指的“讨论的气氛”，是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出以“第三道路”为施政理念的时候。
曾荫权当时这样理解“第三道路”：“左右翼政党都在寻求一条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极端激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理念都失去民众支持。我坚信正义、平等、自由及中庸之道，争取最大的社会利益。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是走温和、利益平衡、协调及共识之路，而不是走对抗、斗争及冲突之路。”
“不知是否刘细良（曾为民主党智囊，获曾荫权赏识出任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过料给他，哈哈。但曾荫权提出‘第三道路’后，社会只有嘲笑。你知道我们的社会，当人们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就会嘲笑一下人家。”相隔十年，张炳良似在轻描淡写着这些年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悲欢。
只是，若把曾荫权的“第三道路”置换到当下，对于“讨厌政治”但求安居乐业的香港人而言，何尝不是一条“希望之路”？
如果说，希望与绝望往往是一念之差，那么，出路与死路，大概也是如此吧。
这路，泛民能走吗？该走吗？敢走吗？
“民主派应该问自己，到底要带领民众去哪里？民主路从来不是一步登天……”这问题，张炳良整整问了二十年。
上文刊载于第14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1日）《张炳良再谏民主派 告别旧思维 建立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