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病】大学情绪辅导政策被动 “出到辅导室也没人帮到我”
“有问题的时候，要去寻求协助，要珍惜生命。”这样的话在媒体上、校园内也听不少，然而，近年来时有发生大学生轻生的事件，背后的问题可以很复杂，但是推动精神健康教育以提升学生的抗逆力，却是重要的一环。现时大学一般采取较被动的情绪辅导政策，只等有情绪问题的学生主动寻求协助。大学是否抱着大学生已有一定能力面对逆境的期望，而在大学教育上忽视精神健康支援这一环？大学建立一个怎样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精神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依赖“守门人”的政策出现缺口，大学又可以做些什么？
从中学升上大学，学生要面对不少新挑战，比起中学时以公开考试为主的压力截然不同，个人成长、时间管理、大学新生活、生涯规划及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等，一时间多了很多需要兼顾的事情。阿晴（化名）是心理学系的学生，就读四年级。她坦言一年级时曾因为学业及宿舍的适应问题，长期情绪低落，会不时大哭，甚至考虑休学。
“那时刚入学第一年，入住宿舍，也不太能融入那里的气氛，学业压力也颇大，之后去找学校的辅导员协助。”跨出第一步寻求协助，她却觉得辅导员没有尝试理解其处境，会面数次，辅导员却只是一直明示暗示她可选择停学，当时辅导员的态度令她有点反感。“现在回想起来，她会不会是不想（跟进辅导）工作，所以叫我停学呢？”
阿晴说，自己本身也不喜欢辅导。“就算跟他谈完，出到辅导室也没有人帮到我。”即使她这么想，还是选择了跟辅导员会面。当时她的妈妈也很紧张，有几次陪伴她一同回校约见辅导员。后来，辅导员说︰“你做咩咁依赖你阿妈，成日叫阿妈过嚟嘅？”“其实你已经是大学生，大个喇㖞。”
辅导失效 适应问题未解决
从前与家人同住，有什么不快都可以跟家人倾诉，她最不适应的就是住在宿舍不能回家。有时忙到整个星期留在校园上课、做功课，没机会和家人聊天，很想念自己的家。然而，她的家和校园距离实在太远，天天来回的话，会花很多时间在交通上。因为那时不开心，她更常常在辅导室里哭。她忆述，辅导员没怎样疏导她的情绪或表示理解，反而说︰“辅导室唔系畀你喊嘅地方嚟㗎，你应该积极啲同我倾，谂解决问题嘅方法！”她那时就觉得，那好吧，你连哭也不让我哭。还是算了，不要再去找他们。
不同的辅导员未必用同一套技巧与方法开导学生。阿晴也直言，学校有数位辅导员，只是她接触了第一位辅导员后，已不想再尝试去找别的。那后来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其实都系无㗎，都系‘顶硬上’。自己就这样一直挨过来。”她说。她后来向私家精神科医生求诊，医生处方抗抑郁药。她承认，现时仍继续吃药，只是，每月看一次医生令家庭开支大增，看精神科医生连同药物的诊金要800元。
妈妈曾暗示情况稳定后就不要再看医生，她却不想情况变得太差，加上自觉大学最后一年要应付的问题更多，唯有继续看医生。
现时本港的大学都设有学生辅导服务，一般在学生事务处辖下，而且会不定期举办情绪辅导工作坊及减压活动；大学也设立24小时的求助热线，让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有一道“最后防线”。部分院校会转介学生予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并提供医疗资助。但也有学生反映，这只是把服务外判，校内支援不足，学生能否“走出来”仍需靠自己。现时大学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务对学生来说有多大帮助？记者尝试联络数间大学的辅导组，以了解部门及辅导员的主要工作，以及他们在大学的角色，惟没有一间大学愿意受访。
记者尝试查询近年专上院校学生自杀的最新数字，惟教育局回应，专上院校会按其内部程序跟进怀疑学生自杀个案，并提供适当的支援，但无法提供相关数据。
从不开心、长期情绪低落，到出现情绪病影响日常生活，最终绝望地了结生命，当中还是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长短，到最后会否走到绝路，当中的介入工作举足轻重。学生艰难踏出第一步求助，也需获亲友支持和谅解。
对于阿晴来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比学校的支援更能帮到自己。辅导组有朋辈辅导（Peer Mentorship）计划，协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在新生迎新营（Orientation Camp）也有师兄师姐带领新生。阿晴觉得和朋辈倾谈比跟辅导员谈话更舒服，但他们都是学生，校园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她不开心也避免去找他们。而且，她也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
“其实我对学校也不敢抱什么期望了。我觉得辅导是一回事，但辅导解决不到自身问题。例如课担太重，太多课业要做，我见完辅导还是要做。其他同学也觉得workload太大，就算一起跟教授谈，回应也只是‘没有办法的，课程设计是这样的’。”
（辅导组）派个苹果、派粒糖，说我们鼓励一下大家，他们派那些有鼓励字句的卡仔，写着“正面啲谂嘢”，其实我收到更不开心。
阿晴选读心理学，是想帮助跟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但后来她也质疑，读的理论实际上能否帮到人。心理学的课程有关于正向心理学、处理情绪的部分，但她其实很抗拒正向心理学。“很不开心时，要跟自己说不如开心点，其实很离地。虽然读了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但在面对实际情况时往往是另一回事。”在学制规范下，她在二年级选主修专业，三年级才读主修课程，故此课业也较为繁重。踏入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她说忙的不只是大学的课业，还有之后的出路，要思考继续读书还是出来工作。
她说，大学近年开展朋辈辅导员计划，但在她眼中，他们搞活动却更像“做show”：“在临考试前他们在校园设立摊位，每有同学经过就派个苹果、派粒糖或拍张照，说鼓励一下大家。我感觉只是为了拍张相，证明辅导组有做事，反而令人很反感。这样也算鼓励同学？他们派那些有鼓励字句的卡仔，写着‘正面啲谂嘢’，其实我收到更不开心。”阿晴觉得，学校与其设辅导组鼓励学生正面思考，不如认真审视大学课程的课担是否沉重，为学生提供的资源是否足够。
“他们多做师生、宿舍tutor的技巧训练，比起这些表面功夫好。不如做好生涯规划，可以多帮助学生找出路。实际点去改善课程设计，而不是给我辅导服务，令我‘顶得顺’。这样无法帮我解决问题。”她说道。
在阿晴眼中，大学辅导组的工作无法协助她走出情绪困境，在课程中即使有正向心理学的部分，她也只是靠著意志“挨过来”。大学里到底在精神健康教育及推广方面，有何实质行动？
详情请看︰【情绪病】学生有问题要求助 只靠辅导解决不到问题【情绪病】康复者重返宿舍被留难 黄子悦：我不需要被照顾
上文节录自第12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0日）《寻求协助以外 大学精神健康教育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