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服务供不应求　在职妈妈陷两难减生仔意欲

要消减港人生儿育女的顾虑，友善的产假及侍产假政策只是其一，要让事业发展顺遂的职业女性，或忙于糊口的“双职家庭”敢于规划生育，幼儿照顾服务亦是关键配套。

重温前文：香港欠友善生育政策　港人却步不愿生

从事青年服务的社工Amy（化名）表示，在幼儿服务上，香港各方面都配合不足，难让市民在生育及工作上取得平衡，打击港人生小孩意欲。她说：“如果意外怀孕，即使无奈也要放弃理想辞掉工作，才能照顾小孩，但这是我最不想发生的。”

产后小孩谁照料？

Amy唏嘘地指，如果找不到托儿服务，便不生小孩，因为没时间照顾。她表示，最理想是由母亲一手带大子女，这能建立更紧密的亲子关系，以及有助培养子女健康的价值观，但时代转变下，女性也要赚钱帮补家庭开支，在职妇女必须解决孩子照顾问题，才能生育，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Amy眼见朋友里的在职妈妈每天带小孩的“凄惨经历”，更觉得“没有小孩很轻松、自在、舒服。”由于现时托儿服务非常紧张，她有朋友未能找到邻近工作地点的托儿机构，加上工作时间与托儿服务不配合，朋友每天都要先送孩子到沙田，才往马鞍山上班，每日仅接送孩子，便要额外多花逾一小时。

Amy说：“如果托儿服务好一些，的确能够提升我生育的意欲。”问题是托儿名额稀缺，地点分布不平均外，费用亦是沉重负担。自嘲是“伪中产”的Amy，家庭总收入每月约有三万多元，但供楼每月已需1.5万元，连同生活开支等，难以负担每月动辄四、五千元的托儿服务费。她说：“在香港生小孩，真令人沮丧，生活非常吃力，压力异常大。”

2015年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的《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报告中提到，香港生育率低“主要涉及个人选择、生活模式的取舍等，单凭政府政策难以根本性扭转低生育率的趋势。由于生儿育女是重要的家庭决定，政府过分干预未必恰当”，但认同加强幼儿照顾，能“帮助有子女的在职母亲照顾家庭外，亦有助减低养育子女机会成本，缔造有利生育的环境”。可是，综观现时的幼儿服务，仍未能适切支援有意欲生小孩的夫妇。现时的幼儿中心包括独立幼儿中心和附设于幼稚园的幼儿中心，根据社会福利署回复《香港01》的查询，截至2017年12月，服务名额共 30,522 个，当中约7,000个为资助名额，及资助独立幼儿中心738 个名额（表1）。

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0至2岁人口有162,779人，但主要提供全日制2岁或以下服务的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名额只有738个，平均使用率自2015年4月起至今也维持99%或以上，早已供不应求。现时全港只有12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当中南区、离岛、观塘、黄大仙、西贡和大埔6个地区没有这类中心。另外，服务名额与幼儿人口比例超过1：100的达8间，当中葵青区的比例更达到1：359。虽然2018至2019年度起，政府分阶段在北区、观塘区、葵青区和沙田区额外提供合共约 300 个此类名额，但仍有 5 区没有资助独立幼儿中心，36,088 个2岁或以下的幼儿需要跨区寻找相关服务。

根据政府统计处提供的资料，2016年有父及/或母与其6岁及以下子女同住的家庭住户数目为306,431个，而0至6岁的人口有404,261。虽然现时附设于幼稚园的幼儿中心名额有近三万，但他们的营运收入大部分来自收费。

社署回复指，截至2017年12月，服务6岁或以下的附设于幼稚园的幼儿中心，使用率只有67％。“离地”的服务收费令市民难以负担，成为服务仍未饱和的原因。如服务6岁以下的非牟利幼儿中心平均月费是4,733元，半日制的私营幼儿中心平均月费高达9,358 元，并非一般家庭可以负担的 （见下表）。

虽然，学生资助处提供“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以协助有经济困难的市民使用托儿服务。但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3人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为 27,500 元，远远超过申请计划的资格。若需要使用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则要挪用近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19.8%），导致有需要的家长难以使用服务。截至2017年12月，附设于幼稚园的幼儿中心的名额有29,784个，但附设于幼稚园的资助幼儿中心使用人数只有4,212人。

社会服务联会儿童及青少年服务总主任姚洁玲认为，不论幼儿的照顾服务名额，还是服务费用，都未能切合社会需要。她指出，“第一，家长排不到位；第二，就算拿到位置，亦不在当区；第三，就算跨区拿到服务，但费用非常昂贵，若不够穷就申请不了津贴，而津贴是很难申请的。”虽然政府于 2016 年12月委托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开展“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研究”，但姚洁玲指7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似乎也不见得很了解香港的需要”。

“香港幼儿照顾服务需要按人口特征来规划。”姚洁玲举例道，按现时标准规划，每个有12,000名6至24岁人士的地区，就有一间综合服务中心，但“不应该只以人口作为一个硬指标，因为某些组群会对于幼儿照顾的服务有特别需要，例如低收入家庭”，她指出，这些家庭的夫妇是否同时工作，对收入影响极大。她希望政府在幼儿服务规划里，优先提供服务予基层，这种安排无论对小朋友或是整体家庭生活，都较理想。

身兼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指出，0至2岁幼儿服务确实长期饱和，名额“灾难性”地低，曾听说过不少家长在怀孕五个月便开始排队。对于使用香港幼儿服务要疯狂竞争，他表示必须大幅增加名额，但实际要加多少仍需研究。他不满“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研究”拖延一年多，“7月初才出中期报告，只有3,000字，完全没有相关数字。”

张超雄认为，政府要鼓励市民生儿育女，首先要明白香港人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和信心，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休息、假期、工作空间，以及照顾小孩的时间，对有经济困难的家长更要提供支援，让市民知道“有制度确保小朋友有一个基本的成长条件，有什么困难，制度会保障你”，这才是真正营造有利环境。

港府要扭转目前超低的生育率，首先要改善生育福利政策，纾减“生育压力”，才能增加市民“造人”诱因。好像邻近地区如台湾，政府积极寻求方法改善低生育率，鼓励市民生育，本月便大幅提高育儿津贴（表2）。对比起财政储备充裕的港府，又该为市民营造出一个怎样有利生儿育女的环境？

上文节录自第12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6日）《产育假期苛刻　托儿资源紧绌　生育政策不友善　港妇怕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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