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友善生育政策 港人却步不愿生
香港生育率全球排“尾四”，且情况愈趋恶化。先后有调查显示，港人生育意愿较去年大跌逾两成半，以及有两成受访青年表示不生育。伴侣决定是否生育，原因复杂，但女性教育普及率高的香港，缺乏合理产假、侍产假，托儿服务不足或收费高昂，则是许多职业女性面对怀胎与否的一大犹豫，甚至是宁愿只过“二人世界”的主因。左右生育的社会大环境，容或不能轻易改善，但贴身的生育友善政策，对富裕的香港而言，真的是不能承受之重吗？
从事青年服务的社工Amy（化名）坦言，虽然36岁结婚时，已面临错过生育年龄，她仍对生小孩却步。Amy自言是职业女性，觉得服务青少年能找到人生意义。她感叹在香港要养育一个小朋友绝非易事，除了要担心子女前景外，更面对无暇照顾、教育孩子的问题，若要为了下一代牺牲工作，她宁愿不生育。Amy又说，养育一个小孩开支浩繁，当自己的生活都未必有保障时，不知如何照顾好下一代。她笑言，活在香港，“没小朋友很幸福”。
职业女性：没小朋友很幸福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指出，香港与世界其他富裕城市一样，面对生育率低的问题。这是源于人们生活方式转变，当经济上有愈来愈多机会，加上女性事业地位提升，女性生儿育女的成本便提高。因她们生育时要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产后又要担心抚养小孩等问题，便会降低生育意愿。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2017年“世界概况（World Factbook）”统计，香港的总和生育率在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四低，平均每名香港妇女只生育1.19个小孩，远低于2.1胎的自然更替水平。回顾过往历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起，香港的总和生育率便一直维持在0.9至1.3之间。
钟剑华认为，要纾缓市民对生育的忧虑，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他指香港过去整体的生育环境很差，包括女性育儿成本高、妇女面对工作与家庭的选择等，“影响了整个生育文化，造成集体的行为、期望，一直向负面发展。如果这种环境不改善，香港很可能会出现‘不生孩子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这种局面。”他认为，虽然生育是个人的选择，但政府有责任令这种选择没有太大障碍，降低市民的生育负担。
在职妇女生育计划从产假止步
Amy表示，在考虑各种因素后，结婚时已不打算生小孩，撇除社会气氛、教育制度、居住及经济条件，只论最贴身的产假和丈夫的侍产假，已严重打击她的生育意愿。她直言，香港的在职母亲，不论怀胎、产后休养，到照顾小孩的时间都十分不足，“整个产假时间太赶，让人难以享受做母亲的过程，没有动力去怀上小孩。”
根据香港《雇佣条例》，按连续性合约受雇的女性，可享10星期有薪产假，其间薪酬是每日工资五分之四。这个生育保障远远落后于国际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制订的《保护生育公约》建议，产假最少为 14周。该组织在2014年的调查发现，在185个参考地方之中， 香港位处少于 12 周产假的15%地区中。
Amy称，“前四后六”的10周产假，对要生产的妈妈极其紧绌。产前仅有一个月准备，分娩后“坐月”连同与陪伴孩儿的时间，不足两个月便要复工。她感叹：“连照顾、接触自己初生小孩的时间都很奢侈，令人难受。”
女性产假不足之外，现时男性在家庭中角色亦有大转变，成为更吃重的照顾者，不过侍产假却未与日并进。Amy指，即使最近立法会二读侍产假修订，但无论最终是由三天加到五天或七天，仍然太少。她表示，每想到若要生育，丈夫却要忙着上班，自己要独自面对生产和带小孩的各种压力，便会感到很无助。
官商欠承担 争取福利甚艰难
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时，表示会研究延长法定产假最多至14周，男士侍产假初步建议由3天增至5天。不过，港府至今只在改善侍产假方面有实质进展，落后的产假政策仍停留在“研究”阶段。
立法会于6月17日就男士侍产假进行首读及二读，有议员认为侍产假只增至5天太少，要求增至7天，以及期间薪金由五分之四提高至全薪，但在港府坚持侍产假增至5天是“唯一可接受的方案”下，两项修正案均被否决。
提出将侍产假增至7天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香港01》访问时批评：“香港产假政策相当苛刻，本来产假和侍产假已非常短，产假薪酬却只有八成，而且廿年未变，难以鼓励香港人生育。”他指，内地的生育福利都比香港优胜。内地提供100%有薪产假128至180天，男士陪产假7至30天，广东省的男性侍产假也增至15日。
对于增加产假、侍产假，商界一直担心带来额外成本，影响企业的劳动力。但2012年劳工及福利局发布的《为本港设立法定侍产假的研究》指出，“只要侍产假的日数订于适中水平……据估计，提供3至5天侍产假的每年开支介乎1.4亿元至2.4亿元，约占总工资额的0.02%至0.04%。”可见，即使增加侍产假，带来的额外成本亦不高。
张超雄批评，政府在改善市民福祉上甚为吝惜，商界亦不愿承担责任，“雇主不想承担，这是因为涉及成本，虽然在那么多雇主分摊下，（额外工资最多只占）整体0.04%，但只要有额外成本，资方都不愿意。”而政府则靠劳工顾问委员会作“挡箭牌”，若有关议案过不了委员会，政府便冠冕堂皇推说劳资双方没有共识，无法推行，实际是缺乏承担。
善待劳工，提高产假和侍产假，能让市民有更充裕的家庭时间，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同时未必会令生产力下降，似乎是劳资双赢，让香港更宜居的做法。然而，张超雄认为，“商界因为有资源，有更强的游说能力，政府会较易接受商界的意见。”
他认为，政府把香港定位为一个商业城市，市民福利便会排在次要。“如果老板说：你增加我成本，我不愿意，那么政府就不敢去动。”他形容政府这种想法“非常短视”，“作为一个社会的领导，不能够只照顾工商界别的人士，应该着眼整体市民的利益。”
上文节录自第12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6日）《产育假期苛刻 托儿资源紧绌 生育政策不友善 港妇怕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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