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来】基因驱动用于野外 会不会失控？
基因驱动或可以控制传染病，杜绝农业害虫，拯救濒危物种。实际应用上，这项技术又会如何影响生态？考虑到相关的风险，我们不用这项技术又是否对疟疾病人公平呢？
释放野外之后 可控制性成疑
最令人关注的是，基因驱动散播至野外，让某种生物完全灭绝，对生态整体会有何影响？至少，疟蚊并不足以作为任何猎食者的粮食。乌干达病毒研究院（Uganda Virus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主管卡约度（Jonathan Kayondo）说：“至今并无证据足以显示，甘比亚疟蚊在生态中是关键物种。没有物种专门吃它的，所以，我不认为会造成很多人所忧虑的生态系统破坏。”何况，3,500种蚊当中只有少数会传播疾病，而力图在非洲打击疟族的非牟利研究联盟Target Malaria也只是针对三种蚊。
但是，正如我们会有外来物种的问题，基因驱动物种也有可能按同样的原理扩散至目标以外的地区，例如带有雄性后代基因驱动的亚洲鲤（Asian Carp），不小心重新流入亚洲，就可能令原生的亚洲鲤消失。有时动物与近似的品种交配造成基因流动（gene flow），也可让基因驱动影响另一个物种。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作为这领域的先驱，艾斯维去年11月也与几名同事发表论文，指出现时基因驱动不足以安全使用。他们以数学模型推算释放基因驱动生物后的情况，发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防护措施，修改的基因可能会扩散到非外来物种的所在之处，造成生态变化。
因此，是否释放基因驱动到野外，从来都不可能只是某个个别决定。有些人认为非洲新伙伴发展计划（NEPAD）可以担起这个重任，它也获得了开放慈善计划（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200万美元协助发展基因驱动；Target Malaria也曾向它咨询释放基因驱动疟蚊的可行性。不过，NEPAD要从各成员国取得同意和协调出管理制度，仍需一些工夫。卡约度还提醒：“从来没有管理者处理过这种技术，不止非洲，全球也是。”
也难怪基因驱动引起某些团体反对。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高级食品及科技运动者佩斯（Dana Perls）就建议：“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办法可以在野外试验这种技术。在国际间未有强硬而合理的规管以决定基因驱动可以安全使用之前，我们应该在全球都按下暂停掣。”
社会上的制度和协作有待建立，同时也有科学家从各方面着手解决基因驱动潜在的过量问题。例如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分子生物学家布斯希（Bruce Hay）正研发一种“高门槛”基因驱动，但需要一定数量生物才能有效散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分子生物学家艾巴利（Omar Akbari）正研发“分裂基因驱动”（split-gene drive），把驱动所需元素一分为二，在缺乏Cas9蛋白下，基因驱动族群就会自然消亡；艾斯维也正构想“雏菊驱动”（daisy drives），即基因驱动经历几代繁殖后就会停止散播。
用与不用基因驱动 都要负责
基因驱动固然有其潜在问题，但盖茨（Bill Gates）在今年4月中於伦敦举行的疟疾论坛上表示，不应为此停止研究CRISPR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他忆起在坦桑尼亚医院看到一名感染脑部疟疾而痉挛的小童：“以世界现时的科学水平和财力，那应该是侮辱。我们真的不应该接受这种疫症仍然持续。”
美国科学记者卡恩（Jennifer Kahn）则在TED的演讲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新科技：“要继续向前，可以做的只有坦诚讨论利弊，以及为我们的选择负责。我指的不只为选择用基因驱动负责，同时也为选择不用而负责。人类倾向假设最安全的选择是维持现状，但这未必是对的。基因驱动有风险，需要讨论，但疟疾这一刻就存在，每日杀过千人。我们喷洒杀虫剂对付疫症，同时损害两栖类、鸟类等其他物种。我们或因恐惧而不敢行动，但不行动将会更差。”
艾斯维则认为，科学界应谨慎行事，因为他担心基因驱动研究努力毁于一旦：“基因驱动的主要危机是社会性的，不合伦理的闭门研究、过多的担心，或未经批准就释放基因驱动品种，将大大损害公众对科学和政府的信心。”回想1999年，年仅18岁、健康的盖辛格（Jesse Gelsinger）自愿参与宾州大学的基因疗法试验而死。他提醒：“基因疗法因为一宗死亡个案，导致整个领域滞后10年。若基因驱动在大陆之间扩散，情况会恶劣多少？”
强调当地民众参与
另一方面，他认为负责任的不只是科学家，他希望以基因驱动试验“反应科学”（responsive science）：强调开放、在实验进行前公布、自由分享数据和研究方法以从科学家和社区得到最好的反馈，以及让受影响的人有最后决定权，选择某计划是否继续进行。他已在麻州的南塔克特岛（Nantucket）和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展开试验。他和同事提议在岛上释放一种基因改变的老鼠，无法传播莱姆病（Lyme Disease）至寄生于牠们身上的蜱虫，以消灭该疾病。他说两个岛屿都各自任命了委员会监督这个计划：“完全视乎他们决定什么应该进行，我们只提供可行的选项和技术支援。这就是我所谓的反应科学。”
身处更为前线的Target Malaria团队正小心翼翼在布基纳法索尝试取得当地人同意，释放雄性不育的蚊。如果当地人习惯的话，才真正释放基因驱动疟蚊。但是，这些研究由欧美主导研发，未来却主要在偏远、贫穷、知识水平落后，甚至言语不通的非洲施行，要交由当地人决定，绝对比艾斯维的试验难得多。光是负责任地向当地民众解释何谓基因驱动，已是一大挑战，因为当地语言没有DNA相关辞汇，民众又欠缺疟疾知识，鼓励当地民众参与Target Malaria试验的人类学家柏利（Lea Pare）反映：“很多布基纳法索人误信吃得太油腻或太甜会惹上疟疾。”
实际上，当地人未必有外界那样的顾虑。盖茨说，在1月的高峰会上，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支持基因驱动研究作为消除疾病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说，为了消除疟疾，值得使用新科技。”负责在非洲宣传基因驱动疟蚊的肯尼亚昆虫学家穆卡巴拿（Richard Mukabana）则表示，当地无数社区都有小童死于疟疾的经历，人们听到疾病有可能消除，都很支持，在他服务的区域从未听过有人反对：“人们根本不理会蚊会不会绝种。”
毕竟，真正身处疫区的是他们，而并不是坐在扶手椅上讨论的我们。
上文节录自第11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基因驱动技术：有望根除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