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支联会步向30年 三代人如何继续点亮烛光？
曾几何时，由支联会牵头的六四晚会，四方响应，百川汇聚，在维园升起的万点烛光寄托着香港人共同的心愿；惟在近年政治两极化、本土浪潮崛起的大时局下，平反六四的路，好像只剩下支联会孤身走下去。
有人说“三十而立”，也有人说“三十而惑”。支联会争取平反六四明年便踏入第30个年头，迎来的究竟是“立”还是“惑”？《香港01》找来分别代表支联会老、中、青世代，亦象征六四三代人的何俊仁、尹兆坚和邹幸彤对谈，在这堆混杂希冀、忧愤、苍凉的文字之间，既是对走过的29个年头的小结，亦是对如何继续点亮烛光的前瞻。
六四30周年是何光景？或许，今日便能窥视。
何：何俊仁 尹：尹兆坚 邹：邹幸彤
问：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们如何形容这个阶段？运动是走向上坡路还是下坡路？
何：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在向上还是向下，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是在向前走。向着一个正义的方向走。如果你以人数多寡或支持度上落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运动是有高有低，最高在1989年的时候，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但到了2000年只有两、三万人；到近几年又超过10万、15万。所以我不能一面倒论断，这是低还是高，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走到终点。
尹：我觉得所有社会运动都会面对着同一个景况，就是所谓的高低起伏。但我同意何俊仁所讲，运动一定是在向前。经历快30年，市民对于运动意义的解读，一定会因着不同世代而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正常不过。老实说，就社会议题而言，平反六四，追究责任是香港市民的最大公因数，这点才最重要，反而集会人数高低，对运动的影响不大。
邹：我觉得30年是一个阶段，因为最初参与的人和直接有关系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有一代人已经去世。而当年目睹过那一幕的人亦开始年迈或者离去。现在我们来到一个要传承给没直接关系者的阶段，是否可以成功转接，不能再只依赖当年最受冲击的人，而应放在一个长远视角和历史框架下，转化成一个更长远的运动……我们目前正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问：你们分别代表了六四运动的三个世代，如果来个小结，六四于你们那一代人而言，分别具备什么时代意义？
何：对我来说感受是最深刻的。六四发生的时候，我是香港社会运动其中一个活跃份子，当时我正全力争取香港的民主。我那时候是太平山学会的会长，亦是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秘书处成员。这个民促会连同很多香港民间团体，一起争取过民主版的《基本法》。当时《基本法》的草案尚未通过，是1990年才通过。
当八九民运爆发时，全港学生都出来了。学联、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全部已经在新华社门口静坐绝食；到5月19日，我们不能再忍受，觉得义无反顾一定要站出来，其后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宣布戒严。到了5月20日，那天刚好有八号风球，民促会则肩负召集那天集会的责任。我们本身打算取消，但后来决定不要取消，继续出来吧，就算只有100人也好，但怎料有5万人参与。
于是我们就召集翌日的“521”集会，结果有100万人参与；再之后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我们筹到2,000万元，接着第二天的游行有150万人……
外间争论是否“中国有民主，香港才会有民主”其实结论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觉得彼此血肉相连、互相支持，这点才重要。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开会，不分昼夜，经常上街，亦参与很多集会。当时气氛很紧张，一时说38军入城，接着说学生绑住了军人，一时又说27军来，当时是以内战来形容，我们叫大家“千万不要开枪，要和平解决问题”。
当年的晚上集会，动辄以20万、30万人来算，逼爆维多利亚公园。那时候热烈的程度，如果你在街上拿了一面旗子出来，随时有几万人跟着你。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只是看电视，而是参与其中，成立支联会，有些人“踩得更深”，干脆跑到北京天安门，他们说：“现在站出来？不，我们直接上北京。”这之后就是救人、静坐、反对镇压，再后期就是帮助他们（民运人士）逃离中国。这样的年代，我们不会忘记。
有人说六四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启蒙，我觉得未必是这样，因为香港的民主运动有自己的动力存在，皆因大家都希望，香港回归后要有一个民主制度。
反而，整个支持八九民运的运动，使我们更加清楚，内地政治的发展局面与香港息息相关。外间争论是否“中国有民主，香港才会有民主”，其实结论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觉得彼此血肉相连，互相支持，这点才重要。
如果我们坚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当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权斗长命，那我更看不到，消极主义会带来什么好处。
尹：六四的时候我是20岁的高中学生。当时我们和一般中学生一样，忙于应付公开试，那时亦没有通识科，同学都着重学业多于社会议题，直到发生六四事件。虽然我们当时口中也经常提及内地的政治制度、专制极权，但那些都是很遥远、搔不到痒处的讨论，是学术上的讨论。但六四事件一下子轰过来，非常震撼。何俊仁提及的几场集会，我们都有参与，八号风球我和同学都相约一起游行，那天的情景我今天还记得。
基本上，那几个月我们都没有上课。学校的老师在周会上说得哭起来，又会找同学分享，比起现在的气氛简直天渊之别。那时候我们上课都是在看报纸，留意形势，然后老师会让我们分享，可想而知当时社会是如何关注。我的家族之内，有长辈是工联会干事，经常帮劳工出头，他们那时候经常和我们拗得面红耳赤。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特别的，如果你说“占中”期间有很多家庭发生冲突，我们那时候一样经历过。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六四影响很大，我回想我当时的中学师兄、师弟，现在不少都投身于社会运动，或在民间团体占一席位，不同社会领域都有。哪怕他们不是在政治世界之中，在某些时刻都会义无反顾走出来。我有点不同意何俊仁的说法。我认为，不少当年的骨干，在公民社会运动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说，六四是香港民主的启蒙。不是中英谈判那种很“离身”的事情。
我们那代人现在还在（政治领域）的，单计我的大学同学，就有法律界选委潘熙、工党麦德正、谭骏贤、蒙兆达，难以尽录……比我再大一点的，譬如陶君行、蔡耀昌，依然是大家琅琅上口的名字。
所有运动都不应存在对冲关系，应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交流冲击令运动愈滚愈大，而非一个地盘，两派人一起争夺。
邹：我对六四的印象是从上一辈听来的，没有切身参与过，主要的感受都是来自每年参与烛光晚会。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六四也是一种启蒙，第一次去接触何谓社会不公义，何谓社会运动，第一次看到原来人们可以为理想付上自己的生命。
那时候我还年幼，读到绝食宣言觉得很感动，觉得世界上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对于生活安逸的香港小孩子来说，六四是一种冲击，影响我们长大之后的路向，以及怎样看待社会。
我从小由长辈带着参加六四晚会，所以从小就有这种薰陶，小时候没有什么主动性，但年复一年，那份感觉就会植入心底：见到没有人去做，自己会想去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意义所在，让你萌生“想做些什么”的冲击点。
问：有人觉得要求当权者平反六四不切实际，支联会再争取30年也不会成功，你们如何回应？
何：历史上很多拥有权力的人，从人的本性来说，不会贸然将权力交出来，等于满清时代亦有人提出修宪，谈了很久，朝廷最终为了避免革命而妥协，但最终容许修宪的条件是“满族人要千秋万世享有特权”。那就没有法子，最终逼出了革命。
将来亦会面对这种情况。当社会条件发展到全部人心背向，民意沸腾，政府很难再管治，加上有经济问题、外来压力，各方面有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她就不得不去思考（下放权力）。到时我相信有些人会比较清醒，因为历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有些聪明人会站出来，以改革换取和平过渡，例如南非共和国前总统戴克拉克（FW de Klerk），就将权力放给民权领袖曼德拉。
邹：平反六四有没有希望，我觉得不是看当权者是否好人，而是看民间是否能凝聚到足够的力量向当权者施压。不论政权存在与否，六四也需要处理，真相仍要找出来，责任仍要追究。问题是我们能否凝聚这股力量，继续追究。令我担心的是，内地要求平反六四、追寻正义的声音日益被打散，因为民间网络被打得好厉害，唯一仍能凝聚力量的地方就只剩下香港。因此在这个运动上，香港真的是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都放弃的话，这件事可能就真的会从此被淹没，成为冤案，因此，我们香港人在这件事上更加有责任。
尹：我近年有些观察，尤其过去几年做（六四集会）纠察长的角色，留意到愈来愈多内地民众参与，数字有显著增加。他们的参加不会太高调，但明显会好奇，乐意向大会索取单张。从他们的惶恐、既惊且喜的表情，很明显，他们是一般民众而非“观察员”。我们举办集会的意义就在这里。现在国内主要是在认知上出现脱节，但网络长城终究可以被突破。可幸，香港是唯一可以持续29年来有数以十万计人次参加悼念六四活动的地方。外界所说的“行礼如仪”，我并不同意。集会让国内民众有一个寻找真相的机会，而愈多国内民众知道事件，平反的机会愈大，因此，我不希望那么快就跳进“我不认为做这些东西有用”的说法。
如果我们坚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当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权斗长命，看不出对当局来说是条刺，如果你都不认为这些是成就的话，那我更看不到消极主义会带来什么好处。抱着“我不参加晚会”这种想法不要紧，但你有什么途径发挥积极作用？对抗同一个政权，无论是上街游行、民间宣传，甚至是帮助国内民众输出革命，你有没有做了什么？愈是宣称自己是“积极、勇武”的朋友，愈应该想想这点。我无意戏谑他们“无料到”，但大家都面对着同一个困局。我们工作的难度，难道支联会自己会不明白？那种无力感大家都要面对，但我们选择坚持，选择透过“以战养战”聚集民气，静候时机。
我们不觉得用焦土、消极抵抗、鸵鸟政策会带来转变。我希望在这些位置上，我们能重新接轨，重新讨论，哪怕你不认同我们某些表达的手法、形式或者论述，我们都可以讨论、互动，总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
问：本土议题是第三代无可避免接触到的议题。有人认为，“本土”是与六四对冲，即本土愈膨胀，六四就会愈被挤压，你觉得六四还能如何发展？
何：我早前听到颇本土的陈景辉这样说：最大的本土运动，就是六四。他质疑香港争取平反六四的运动，不可能和本土切割，因为事情就是在香港“爆发”出来。六四已成为香港历史中不能磨灭的一部分，许多香港人的内心感情世界都由六四构成，六四怎可能和本土对冲？当然，年轻人的心态是挺复杂的，他们在反对整个建制，以及面对社会不公，那些情绪都是混杂搀和的，需要我们立体地、深入地了解。反而移民外国、加拿大的那些人不会那么反感，甚至会支持我们（支联会）。我想，香港年轻人那种受压感和无力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反对支联会）表达出来。
邹：首先我觉得肯定不是对冲。这几年本土势力在减弱，但并没有看到他们转来支持支联会，支持平反六四，所以我觉得，（六四集会声势减弱）更像是整个社会弥漫无力感，多于和本土派对冲。现时整个社会参与社运的氛围不浓烈，与大家觉得“做咩都冇用”的想法太盛行有关。其实，所有运动都不应存在对冲关系，应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交流冲击，令运动愈滚愈大，而非一个地盘两派人一起争夺。
尹：我没有像阿彤看得那么“大度”，我觉得是有点对冲的。在香港自称“本土派”的人，会视与自己不同的人为“非本土派”，我当然希望我们之间没有冲突，因为从我的角度，我们和本土派无论在本质上还是策略上，都没有分别，但他不是这样想啊。他不是这样想，自然也就不会出席集会，结果就形成对冲了。但我看不到这是永远的悲观，第一，形势改变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凡事都会经历正反合，本土派在几年间由零去到100，再跌到现在30、20，我觉得他们正经历这个过程。任何这些正反合，都需要“合”，任何的不同政见，哪怕是最敌对的政见，要缓和冲突就要对话。我没有灵丹妙药，唯独知道，凡事都要先有对话，有对话才能走下一步。
问：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们希望见到什么样的状况？
尹：希望不同的民间力量可以对话，壮大战线。
何：我相信到时全世界都会有集会、反思会和研讨会，也相信明年集会人数会创新高，但在预测明年情况前，先做好今年吧。
邹：希望见到逼爆维园。
上文节录自第11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4日）《支联会步向而立 三代人谈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