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场地不足．二】开放校舍设施成效不彰 全港仅15学校参加
鉴于康体场地不足，政府于2017年推动“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鼓励学校于课余时间，开放设施予体育团体；不过，计划最终仅15间学校参加，情况极不理想。究竟学校及体育团体各有何忧虑？政府又应该怎样扮演更积极的协调角色？
“（现时）不是没有场地，而是（资源）没有用得很好。”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以此总结上述计划未尽如人意的地方，“毕竟政府都是试验性质，现阶段我不会猛烈批评，起码踏出了第一步，做了好过没做。”马逢国曾于2016年委托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进行《鼓励中小学借出闲置体育场地政策之研究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探讨开放学校设施的可行性。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访问了138间学校，其中78间学校表示不愿外借场地，占受访学校的56.5%，愿意租借学校场地的学校只有42间，占整体30.4%，低于日本的99%及美国的57%。
学校忧保安、保险及资源问题
《报告》指，学校不愿开放设施，主要原因有三：一、租借时间与教学活动冲突；二、有潜在安全威胁；三、破坏校园环境秩序。至于外借场地的忧虑，学校担心的五大原因分别是：耗费学校资源及人力、人身安全及法律责任、保险问题、因有机会损毁设施而导致维修费增加，以及人群品流复杂。
不过，以上忧虑并非无法解决，报告建议政府或区议会提供足够诱因，例如提供额外资源、解决保险问题、替学校完善保安工作、制定租借运动场地设施及政策等，以鼓励学校开放场地。及后，民政事务局及教育局推出“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若学校成功与体育团体配对，会向学校发放资助，首项活动津贴金额为2万元，其余每项活动津贴金额为1.5万元，每学期津贴上限为8万元，学校另可向体育团体收取租金。不过，教育局于去年6月及11月向800多间公营学校（即官立、资助及按位津贴学校）发邀请函，只有130多间学校表示愿意开放学校设施。
由此可见，即使政府提供资助，仍不足以吸引学校参加计划，狮子会中学便是其中一例，该校校长林日丰认为，学校设施未能配合体育团体需要，加上学校场地使用率高，学生课余、假日也会使用，故没有参与计划。他认为，学校开放与否，并非单单金钱考量，因为维修时期或会窒碍学校日常运作。
立法会社会福利界议员邵家臻指出，政府的补贴并不足够，有学校反映，补贴金额不足以聘请全职或半职人员负责有关工作，又难以要求教师加班，“试问如何提供足够时数予外界团体？”
马逢国则建议政府提供更多金钱及非金钱支援，“例如有团体希望在校内做划艇训练，政府是否可以设立基金协助？”而实际操作上，某些学校或不谙人手安排及外借设施程序，“晚上需否增聘保安？保险如何解决？”他认为只要政府帮忙解决管理及监管问题，学校很愿意开放设施。
宜借鉴外地经验 主动提供支援
不少外地经验指出，开放设施的学校担心财政、保安及法律问题，根据《报告》引述美国研究，法律责任（例如导致使用者受伤的处理事宜）的担忧窒碍学校外借运动场地。内地学校也对开放设施采取较保守的态度，根据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数据，全国56万个学校运动场地中，只有29.2%对外开放。
为了推动开放学校设施，各地政府积极提供诱因，以内地为例，政府“双管齐下”，从法律及保障两方面着手。法律方面，2009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当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明确指出学校有开放设施义务；去年3月，内地再颁布《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订明学校开放时间、开放人群等目标，为进一步开放学校订立明确、清晰的指引。
各地政府均响应中央政府政策，以上海市为例，市政府于2016年颁布“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 2020年）”，当中明确规定“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率不低于86％的，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21小时”。另外，市政府亦透过加强保障，解决学校开放场地隐忧，包括协助学校购买保险，组织专业人员或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管理等。
中国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向传媒指出，建立共享文化是管理现代化标准，他认为2020年前可以有条件做到学校向社会开放，惟需要有一个统筹机制，解决安全、保险、场馆管理问题，若单靠学校自行解决问题，将难以做到开放体育设施的目标。内地政府已设定目标，如火如荼地推进政策，与香港政府的消极形成强烈对比。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回应议员质询时则指，计划“开了好头”，未来会检讨政策，解决学校忧虑，鼓励学校参与。
除了学校意愿外，与体育团体协调失败，是导致是次计划失败的另一主因。教育局在收集了130 多间学校开放时段、租金等资料后，民政事务局随即将资料分发至超过 100 个体育团体，经体育团体主动联络学校并协商后，最终15间学校开放予17个体育团体，合共举办45项体育活动，成功配对率仅一成左右，情况并不理想。
有参与计划但不愿具名的体育团体称，大部分学校场地收费比康文署高，“有些是合理价钱，有些则比较贵。”然而，学校场地质素往往不如政府场地，租金高、场地不佳等难免令体育团体却步。
另外，时段是导致配对率低的另一主因。马逢国解释，体育团体往往希望每周有固定时间训练或举办兴趣班，惟学校时间未必能配合体育团体需要，例如部分学校只在暑假开放、某些学校在考试时间暂停开放校舍，这些都是导致未能协调的因素。
政府作为学校与体育团体的“中间人”，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据该不愿具名的体育团体表示，体育团体收到民政事务局学校名单后，政府没有主动提供任何支援措施，“（主要是）自己与学校协商，最后提供文件就要知会民政局。”
记者向民政事务局查询具体协调机制时，当局没有直接回复，仅指会继续优化计划，并考虑将计划扩展至直资学校。
解决隐藏成本 提高学校参与意欲
要提高学校开放设施的意欲，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支援。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首席讲师王家富曾于1月撰文指出，政府需要替学校减少“隐藏成本”，例如校方需要与租借团体协调、遇上事故要安排老师回校跟进，亦要考虑学生安全问题等等。他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容许及鼓励学校与部分体育会订立长期合约，该同一团体重复使用校舍，令学校不需要与不同团体签约、协调；第二，让康文署作为中介，康文署作为场地管理人，负责学校保安，而学校则只需要与单一机构签订合约。两种方法都可以减少计划为学校带来的麻烦，减低交易成本，增加学校出租校舍设施的诱因。
学校是社区资源，有责任将设施开放予公众。外国经验显示，开放学校设施不但有效增加社区康乐设施，更能改变市民生活习惯，正如《报告》所指，法国巴黎于1977年将学校运动设施纳入社区发展规划，令巴黎过去38年间（截至2015年）增加25倍体育设施；美国研究则发现，学校外借运动场地的社区，使84%青少年减少看电视及打游戏机时间。
由此可见，开放学校政策对社区发展有莫大裨益，有效解决社区设施不足问题。政府虽已承诺未来将会继续优化计划，并考虑将计划扩展至直资学校，但当局若要成功推展开放政策，不能再停留在“鼓励学校参与”的层次上，必须增加投入，解决学校忧虑，并从中协助体育团体配对，否则政策只会原地踏步。
上文节录自第11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28日）《 政府只鼓励参与 不积极协调 开放校舍设施寸步难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