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中国金融大开放 香港如何乘风起航

撰文: 香港01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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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要隆重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

三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开放举措,承诺再次扩大改革开放。如果说朱镕基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改革开放翻开新一页,标志第一次改革开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那习近平的博鳌承诺便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讯号。特别是新任央行行长易纲随即宣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力度空前,金融业势成新一轮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环节。曾经,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金融桥头堡。这一次,香港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找到怎样的定位?这会是香港经济再次起飞的东风吗?

市场准入、投资环境、智慧财产权保护和扩大进口,是习近平扩大开放的四大承诺,紧接着公布的12项金融开放细节,尺度之大打破预期。很明显,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

力度空前 但非自由化既然是“第二次”,难免需要跟“第一次”对比。很多人对中国入世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记忆犹新。当时银行体系是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资产品质问题异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估算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30%至40%之间,这个水平堪比甚至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

加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文化严重,导致银行成为政府财政的提款机,而且国企大量挤占银行信贷,由此不断引发新增不良贷款问题。这造成了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因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也最敏感的议题。在此背景下,1993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强力推动了金融体系的第一次改革,巩固了央行宏观调控职能、设立了商业与政策领域的金融机构。

第一次金融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倒逼力量促成,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是主动改革。2013年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在内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最核心目的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必须指出,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推动金融市场化必然选择。但金融市场化并不等于金融自由化。两个概念很不一样。易纲4月11日在博鳌会场上提出的12项开放措施,就是对两者区别的最好注脚。这些措施主要是允许外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大幅度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开放很多金融衍生品,也没有涉及对资本帐户开放。也正因此,投行及西方市场反应冷淡。

上文节录自第10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30日)《 中国金融大开放 香港如何乘风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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