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欠缺生死教育　学生如何学会面对死亡和失去？

华人社会普遍对“死亡”二字避之不及，导致生命教育乃至生死教育从未能真正踏入中小学校园，无法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命观的认知。但若不能正视死亡和失去，又如何活好当下，珍惜拥有生命和亲友陪伴的每一天？香港中小学生自杀、精神健康问题频发，而生死教育作为渗透力最强的预防针，却迟迟未成体系，只有坊间非政府组织“各有各做”。智库MWYO青年办公室连同香港生死学协会就此进行调查并切《香港中学生看生死研究报告》，冀下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正视有关议题。

避免谈及“死亡”
就能阻止死亡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是不吉利的“丧气话”，是需要忌讳和回避的禁忌话题。谈及死亡时，古时用“崩”、“卒”、“作古”，今日则用“走了”、“去了”、“过身”。日常生活里，因“四”与“死”发音相近，人们也会避免使用“四”这个数字。然而，死亡并非如此恐怖沉重，2017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玩转极乐园》（Coco）通过主人公在亡灵世界的奇遇，展现了死去的人们在异世界的新生活，让观众看到死亡的多面性和意义，以温暖奇特的视角描述了生死对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启示，正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生死教育——旨在帮助青少年深入理解生命的价值、意义以及面对生与死的态度和教育过程。

不过，香港的家庭和学校都倾向避谈生死，认为可以保护青少年。但死亡和失去是人的一生无法避免的课题，如果青少年缺乏对死亡的正确认知，不仅在死亡发生之时手足无措，还可能导致青少年对生命没有尊重和敬畏之心，也可能形成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参与威胁生命的活动或做出反社会行为，例如自残自杀、校园暴力。事实上，多项国际研究证实生死教育对学生心里健康起积极作用，学生对死亡的看法会更积极，死亡焦虑也显著降低。反观香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罹患精神疾病率显著升高，去年全港发生32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案件，根据教育局向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23学年公营中小学罹患精神病的学生数目达到1,980，五年内增幅高达230%。

特区政府已经紧急开展一系列补救措施，例如增加津贴、教育宣传项目、加快识别转介及提供医疗服务。然而，生死教育作为真正行之有效的预防性政策，却迟迟未被提上议程，相关发展仍然处于20年前的起步阶段。MWYO青年办公室连同香港生死学协会就此进行调查并于今日（9月16日）发表《香港中学生看生死研究报告》。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倾向正面，生命意义的四个要素中（生活品质、生命价值、生活目标和生活自由），平均分大致在3.0至3.3范围内（5分满分），但有些学生的想法较为极端，包括“觉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感到无奈”，“甚至认真想过自杀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生倾向正面看待死亡
但两极分化严重

学生对死亡态度一栏的的总平均分是2.89分，显示对死亡态度倾向于接受，但同时也反映两极看法，部分同学对死亡“产生较强烈的恐惧和担忧”，部分同学“逃避想到死亡”，还有小部分同学认为“死亡可解除生命重担”。另外，研究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评价与其生命意义和死亡关呈统计学上显著关系，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的产生。

根据问卷答案，由协会专业人士（从事生死相关的从业员和辅导员）带领，邀请看法较为两极分化的学生参与对话环节，共邀请两间中学26位学生，通过四个情境对话就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态度两个维度进行深层讨论，结果显示一次简单的生死教育活动就能激起学生对生命及死亡的反思，并从中获得启发，开始思考人生追求以及计划具体行动。但有部分精神健康情况不适合参与问卷但学生被排除在此次研究之外，MWYO研究副总监黎卓然承认未纳入此类学生是研究的限制所在，但他表示此次研究是针对普通学生的“试行计划”，希望起到带头作用，鼓励学校看到成效能“做多一点”。

在世界多个地区/国家生死教育与发展日趋成熟的今天，香港仍未跟上前进的步伐。教育局于2001年推行课程改革，将生命教育定为中小学“德育、公民与国民教育”课程内容，但其中还包含了品德及伦理教育、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人权教育、国民教育、禁毒教育等众多课题，留给生命教育的篇幅少之又少，并不是一个正规课程。在教育局课程设计上亦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内容更是流于表面，只提出一些生活事件和例子供学校作参考，谈及“生死”的内容只局限于第一学习阶段（小一至小三），之后所有阶段均鲜有提及生死课题。在本地也鲜有生死教育相关学术研究和出版刊物。

生死教育停滞20年
内地台湾走得更前

黎卓然坦言“现在整个香港的生死教育的情况都比较缺失”，他接触过的中学的态度都较为保守，认为谈论过多死亡话题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但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有能力去讨论死亡，正确引导下的死亡议题亦会对他们起到正向帮助作用。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学校会对较多涉及死亡话题，但主要是讲“生命的循环”、“宗教中死后的世界”，而经历死亡事件后学生如何面临痛苦、哀伤等情绪，如何继续生活等重要方面均未有提及。此外，有宗教信仰的学生较多相信死后世界是存在的，“但会误解未死后世界是幸福的世界，现世则是较为苦难的世界，认为死亡能够解决苦难。”可见即使有学校涉及死亡话题的探讨，其得出的效果并不是正面、积极的。

同属华人社会的内地，在生死教育的发展上也较为滞后，但近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为政府官员敲响了警钟。2020年《中国预防医学杂志》调查显示，近六成大学生需要死亡教育方面培训，仅有逾两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现实中与死亡相关的问题。同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提案》，内地教育部回复持积极认可态度，并总结了五项支援重点，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建设课程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危机干预、推进队伍建设。尽管内地目前仅不足20所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普及度远远不足，但也算将生死教育提上官方日程。反观台湾，早在1980年开始推行生命教育，2001年就将生命教育正式纳入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体系，2010年高中生命教育课程从选修课改为必修课，且已被纳入大专院校的通识课程，值得华人社会借鉴。

MWYO根据问卷和对话结果并结合内地生死教育政策大方向提出五项政策建议。其一，教育局修订《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内容，将“生命教育”修订为“生死教育”，增加离别与死亡的元素，并提供多元化的教学指引、教学方法和活动指引。其二，将生死教育融入各学科中，各学科老师可以在原有课堂的知识中带出有关生死的课题，例如历史科可以讨论战争带来的死亡对人和国家的影响，生物科可讨论香港主要癌症与细胞变异，地理科老师可讨论山区地质与行山意外的关系等。香港生死学协会总监梁梓敦表示，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知道“死亡是存在在生活中的”，提早告知学生人生人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且应该考虑“由失去开始说”，因为死距离学生太远，而失去则更贴近生活。

政府学校NGO三方合作
发展多元化生死教育

其三，学校应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持续进行相关评估学生的生死观，透过问卷、深入访谈或焦点小组的刑事，定期手机资料数据，观察趋势和问题。梁梓敦表示虽然香港学校没有将生死教育纳入正规系统，但坊间NGO一直在做该议题，举办活动，只是持续性较低且没有统一架构。他表示生死学协会也在积极“入校”，外间机构社工辅导人员做主导，学校老师做协助是目前看来可行的方式。其四，是增加生死教育师资培训，建议政府资助NGO举办培训工作坊或讲座，后续加大资助予大专院校，成为准教师的必修课程之一。最后是建议政府增加学校与NGO推动生死教育的资源，目前生死教育因在本港不受重视，许多资助基金都未涵盖该课题，让学校和机构在推行落地方面举步维艰。

相较于政府主导，这种“自下而上”的推行方式一定是漫长而曲折。MWYO营运总监容德敏表示，会将报告转交相关政府部门，希望下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考虑“自上而下”推动加快进程，透过政府、学校、NGO三方合作，发展多元化的生死教育，开展讨论生死的公共空间，让社会更多认识人士和了解生死教育的好处，让香港青少年拥有更积极正向的态度，令他们为其生命赋予更充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