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惩罚．下｜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 谁做照顾者谁倒楣？
社会寄望女性能够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无论是“性别平等”还是“劳工权益”抑或“家庭友善”等政策，都无法更好地帮助选择婚育的在职女性寻找更好平衡，而是持续遭受“母职惩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戴海静指出，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环境长期轻视且无视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照顾者的价值。
男女产假差距极大
强化女性照顾责任
“产假”是职场女性的重要生育保障，在香港已有50多年历史。1970年，港英政府引入女性产假，放假时长定为十个星期，但当时只是“无薪假期”。1981年，妇女开始享受“有薪产假”，但产假期间仅能获发三分之二的薪金。1995年，有薪产假的工资比例提升至80%。2015年，特区政府正式实施男士享有三天有薪侍产假，并可取八成薪酬。2019年，男士有薪侍产假延长至五天。2020年，女性有薪产假正式延长至14个星期，终于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2000年保护生育公约》的基本要求，而支薪比率维持不变。
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戴海静表示：“香港过去20年非常努力地追赶全球标准。”不过，那只是国际劳工组织在24年前的最低要求，仍未达到18个星期的标准。再者，社会时有呼声要求延长男士侍产假，如今仍然维持五天不变，对孕妇或产妇而言帮助相当有限。戴海静解释，国际社会对于侍产假没有明确标准，而是因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自行调节，所以香港无例可循。然而，“当产假放到14周，侍产假却只有5天的时候，不是在强化照顾小孩的性别角色吗？”她指出，侍产假的制定是社会文化的引导，能够促进职场性别平权，并让社会成员知道生儿育女不只是母亲和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然而，根据戴海静的观察，香港短期内不太可能再度延长产假和侍产假，因为上一次在2020年的立法讨论已经遭到雇主的强烈反对。雇主搬出市场逻辑，认定产假本身就会拖累市场表现，并且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承担相关成本；有的雇主甚至扬言，一旦延长产假，将会降低聘请有婚育需求女性的意欲。至于侍产假，从落实情况来看，明显于事无补，因为大部份男性从小并没有做家务的习惯，在短短五天内根本难以为妻儿提供有效帮助；而且，男性工资普遍高于女性，夫妻权衡利益之后，通常会让丈夫回到工作岗位。
“父职溢价”没有消退
“母职惩罚”在惩罚谁
不过，“可不可能”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又是另一回事。在以福利著称的瑞典，父母各自享有180天产生，而政府为了令母亲多加休息，还会施加经济诱因鼓励父亲申放更多产假。而在经济和税制与香港相若的新加坡，也将于明年推出“父母共用产假计划”，计及原有的16个星期母亲产假和2个星期的父亲侍产假后，父母合共可以享有30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而有关薪金将由政府承担。相较之下，香港生育政策不算友好，在职场本就充斥性别歧视的情况下，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难免面对“母职惩罚”，而育有幼儿的男性却享受俗称“父职溢价”的职场红利。戴海静指出，全球男性的家务参与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上升，所以“父职溢价”已经慢慢消退，在深圳一些大型科企更不复见，但香港男性参与家务的上升趋势仍较台湾、日本、韩国等周边地区缓慢，“父职溢价”仍很常见。
我们应该想办法将女性的待遇提高，而不是把男性的地位降低。
戴海静并不认为“父职溢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欧洲，随着男性家务参与度的提升，雇主不再默认男性员工毋需花费时间精力履行家庭责任，而会相对平等地考察每一位员工是否有经常请假的需要。那么，当男性和女性一样成为家庭的主流照顾者，职场性别歧视的问题是会得到解决，还是不管是男是女只要需要照顾家庭就会一并受到“职场惩罚”？对此，戴海静笑称其对人性感到悲观，认为后者更加符合现实，而这终将导致大家失去婚育欲望，因为“母职惩罚”的本质是“照顾者惩罚”，社会严重低估他们的劳动和价值。
为什么一种在我们可见的将来绝对不会被AI取代的珍贵劳动，我们却不尊重？
女性主义运动发起迄今150年，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仍在努力争取“性别平等”，即使是在香港，就算女性拥有平等的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等等，但女性仍然无法享有和男性一样的社会身份。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今年一份数据透视对此可见一斑，报告名为《香港妇女发展概况》，内容却只讨论公共事务代表、上市公司董事会、高技术职业人群中的女性比例和数量，并且简单得出“男女差距缩小”、“男女愈发平等”的结论。
加强支援照顾保障
促进女性回归职场
如果港府暂时无意改变长期以来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那就应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援，帮助其在短时间内回归职场。例如台湾，当地政府已经全面铺开具有严格管理和监督的育儿中心，可为父母提供托儿服务直至学前班；当局还推出“一起养”政策，降低儿童保育费和教育费、提高育儿津贴、提高负担得起的教育和护理能力，增加公共化托育设施、公共化幼儿园名额、提供更多就近平价托育的选择，鼓励年轻人敢婚、愿生、乐养。
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有相关动议，例如本身是民建联妇委会副主席的颜汶羽提出，政府和公营机构应可在家庭友善措施上多走一步，例如在新政府大楼内提供托儿服务。但戴海静指出，政府目前只倾向为极低收入家庭提供相应服务，“香港从来没有把这种福利当作是普遍的权利，而是认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一定要把资源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反观台湾，却能一视同仁提供育儿支援，且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及弱势家庭提供额外补贴。
此外，政府也应为长期照顾家庭的全职家庭主妇提供一定的福利和保障，令大众和家庭成员看到且肯定她们的牺牲和价值。例如，日本早在1986年后承认全职家庭主妇的养老金领取权，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则规定作为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被保险人的无业配偶，当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折合约6.64万港元）时，不需要支付公共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计划也能享受相关福利，以此保障她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亦避免无收入照顾者依靠低保，从而减轻税收负担的潜在风险，从社会层面也肯定她们多年来在家中无薪照顾的贡献。不过，近年日本也有意见认为这项政策阻碍妇女就业，要求改革，重新寻找平衡。
自由市场观念主导社会
女性陷入家庭工作两难
对照顾者长期的轻视与无视，是香港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环境所导致。这里奉行原教旨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带来了金融神话和经济奇迹。但另一方面，受到“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传统所影响，在商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政府既没有自觉也没有能力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多保障。从最低工资立法、退休保障、社会福利等争论多年的议题中，不难看出劳工权益和保障被长期忽略。而为香港付出“实质贡献”的劳工都难以受到保护，更遑论无酬的照顾者。戴海静忍不住感叹：“香港社会永远由市场主导，在市场的价值评估体系里，照顾者就是不值钱，谁做照顾者谁倒楣。”
如今人口严重老化，出生率不断下降，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缺口。本港64万名无酬家庭照顾者中，女性占比超过97%，而社会新生劳动力的供给也依赖女性生育。也就是说，社会一方面亟需女性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又把照顾责任和母职惩罚一股脑推向女性。戴海静质问道：“新生儿是未来的劳动力、是社会巨大的价值和财富，照顾老年人是社会应尽的义务，这些难道不是社会责任？”若社会依然过度强调个人主义，认为维持生育和照顾是“家庭私事”和“个人责任”，那最简单的结果就是，人们选择不生孩子。
社会常敦促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平衡，戴海静感到不解：“为什么找平衡变成了女性的责任，难道这不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吗？现实就是凭自己或家庭的努力根本找不到平衡！”她有许多放弃结婚生子的同事，下班放假后还要加班工作，“（就算）奖金和升职都给她们，我都觉得很合理。但退一步想，我做的事情难道没有意义吗？我也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在培养我的孩子，在为香港培养下一代，而他们没有。”
然而，教席评审体系不是这样认为，社会也不是这样衡量人的价值。或许大家都该想想，工作和家庭为何会变成对立面？为何会成为一道让所有人都难以作答的单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