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惩罚．上｜生育率倒数第一　职场为什么还在“惩罚”母亲？

强调竞争的市场精英主义和关注家庭责任的道德精英主义在香港都很普遍，两者结合起来对男性家庭照顾者有利，强化了已在全球逐渐式微的“父职溢价”；但劳动力市场不但没有给予女性家庭照顾者同样回报，反而形成了对女性职业发展极不友好的“母职惩罚”，与促进生育率的社会愿景形成矛盾与对立。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戴海静指出：“当你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婚育而不断下降的时候，哪个女人会愿意生孩子？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工资差距在于是否生育

人们常常歌颂母亲“伟大”，雇主也承认母亲是无私奉献且有责任心的，并且不否认她们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竞争力。但现实中，雇主往往会以“虽然你很好，但是你需要承担繁重家务，满足不了职场需求”为由拒绝给需要照顾年幼子女的母亲提供工作机会。

香港政府统计处2023年发布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在25岁前拥有与男性近似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但在25岁之后就一路下滑，而男性的参与率则稳居90%以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戴海静表示，过去30年来，各类专家一致认为男女工资的差距是性别差距，但近年才有学者意识到，工资的鸿沟实际是有孩子的女性与没有孩子的女性收入的差距，而该差距可以达到70%。当女性选择成为母亲所要面临的必然后果体现在薪资和工作的负面影响上，就是性别与社会学中经常提到的“母职惩罚”。

“当你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婚育而不断下降的时候，哪个女人会愿意生孩子？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戴海静就此议题访问过不少香港女性，发现大多数人都表示不会在入职之初甚或仍然处于可替代性较高的职涯阶段选择生育，而是会努力工作直到获得一定的地位和价值后才会考虑生育。因此，女性从毕业到结婚的时间差距不断被拉长。2021年香港女性及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押后至30.7岁及32.2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也显示香港生育率全球最低，每名已婚妇女平均只生育0.8名子女。

幼儿父亲更受雇主青睐

香港一方面是追求竞争、效率、市场的精英社会，而另一方面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华人社会。人们通常认为，“照顾家庭”值得珍惜和称赞，但雇主对于有照顾责任的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却大相迳庭。戴海静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市场优势和家庭美德：香港劳动市场上的家庭照顾者》显示，雇主最有可能聘用照顾年幼子女的父亲，其次是照顾年迈父母的男性及女性，而有年幼子女照顾责任的女性被聘用的机率最低。

在美国，雇主也普遍认为，家庭照顾者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能成为理想的工作者；美国雇主也更青睐有长期个人兴趣爱好的单身男性。但香港却与之相反，具有“孝子”、“父亲”等身份的男性照顾者在就业市场上格外受欢迎，雇主认为他们富有责任感的同时也不用承担家务，是“理想员工”。反观一些到了一定年龄却没有成家立业而是投入发展个人志趣的单身男性，不但很少受到雇主认可，而且常被视为没有责任感、游手好闲。但尽管如此，他们获得聘用的可能性依然大于需要照顾幼儿的母亲。

有家庭照顾责任男性备受雇主青睐的现象称为“父职溢价”。戴海静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的女性通常担任家庭主妇，父亲则完全不需要参与料理家务，因此“父职溢价”特别明显。但自1980年开始，美国全职家庭主妇慢慢减少，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在职场上也拥有更多野心和地位，男性则要承担更多家务，“父职溢价”也逐渐退场。戴海静曾对深圳私人企业展开相关调查，发现在诸如华为、腾讯等创科巨企中并不存在“父职溢价”，雇主会一视同仁地不喜欢聘用有照顾责任且频繁请假的男性和女性。她续指：“‘父职溢价’在世界各地都渐渐消失了，但在香港依然广泛存在。”

精英女性难逃“母职惩罚”

在“母职惩罚”和“父职溢价”的双重夹击之下，香港女性生育孩子之后，很难实现事业有成而且家庭温馨的美满，供她们选择的甚至难以称之为“选项”。若生育后重返原有岗位，尽管未必遭到开除，却难逃上司的诸多留难，包括挑剔、调职、失去项目、难以晋升、工作量增加等等，结果只能被动辞职。戴海静见过许多在华为、腾讯等大企业收入颇丰的女性去争抢高校一个月薪仅有3,000至4,000元的行政助理工作，原因无外乎要生育。对于一些本就担任重要职位的精英女性而言，尽管生育后仍有享有一定的福利和保障，但也会担心无法兼顾事业发展和照顾幼儿而主动放弃工作。

就算是在“大学”这种看似开放和进步、较能为女性提供较高工作权益保障和平等职场环境的地方，女性依然面临巨大的潜在不平等。“女性（的职业发展）始终无法跟男性一样，因为她们要面对生育问题。”戴海静以想走学术科研路线的女性为例指出，30岁博士毕业后若想获得大学终身教职，先要经过6年审核期，“若在博士毕业前生孩子，很大可能毕不了业，而在审核期间生孩子，也很有可能拿不到终身教职，因为压力非常大，学校对学术产出有非常高的要求。”换言之，这类女性至少要到36岁才能获得职业保障，但同时她们已是高龄产妇，出现高危妊娠并发症的概率大增，甚至可能危及母子的性命。

于是，社会渐渐形成了这种现象：攻读博士课程的女性多于男性，但成功毕业的女博士生却少了一截，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师就更少。戴海静眼见很多女同事为了生育而放弃终身教职，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大学担任合约制讲师，而两者收入差距、在校地位、产假福利等等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部分女同事，为了追寻学术梦想，只好把婚育规划排除在外。她也曾面临同样困境，幸而她所在的社工系较为注重福利，让她放了长达八个月的产假，得以在教职审核期间生下孩子。不过，为了调研论文数据，她也不得不在产后四个月就奔赴内地乡村工作。她坦言，如果当时自己或孩子身体状况出现异常，也会屈就做个讲师。

基层母亲只有“低端工作”

“与基层妇女相比，我们已经非常幸运的了。”戴海静感叹，高知女性、精英女性、以及在公司中有不可或缺价值和地位的女性始终只占社会的少数，而大多数的基层女性根本难以享有这些人文关怀和基本福利。《市场价值和家庭美美德：香港劳动力市场中的家庭照顾者》一文研究指出，“母亲”一般不太可能获得管理和专业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比生产、文员或服务工作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投入程度；而无论这些女性的市场价值如何，雇主都认为有照顾责任的她们更加适合挤占就业市场中低薪和没有出路的部门。

戴海静认为社会不应只局限于家庭妇女参与劳动的统计数据，反而应该反思：她们需要什么类型的工作？“我们是要鼓励她们成为首席执行官、律师、医生、教授、经理，还是只想让她们从事从事劳动力市场上剩下的任何需要人做的工作？”

社会常有论调，认为许多本地劳动或照顾工作，如院舍护工，不需聘请众多外劳，而是应该调动本地家庭妇女参与就业。然而，这种言论表面上看是为她们提供工作机会，实际是将她们的人生价值局限于没完没了的“照顾”工作。试问，这类工作对香港很重要而且很紧缺，为何不能提高待遇和福利，反而是将大家都不愿做的工作推给她们？为何母亲们不管在家中还是社会上，永远需要承担这种对职业生涯和个人技能提升几乎完全没有帮助的“垃圾工作”？究其原因，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对照顾者价值的轻视甚至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