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堆砌0.18%死亡率自我麻痹 踏着7732具尸体回复日常
短短三个月内，一座75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有超过7700名新冠病患死亡，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对于数以万计骤失至亲的死者家属来说，这是一场痛心切骨、愤不欲生的离殇；但对于一些防疫专家、社会精英、乃至治港团队来说，例如日前提倡以扩大染疫基数来下调死亡比率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繁毅，以及嘴上说着“生命至上”但实际上更似是“资本为重”的特区政府，这或许只是个冷若冰霜、微不足道的数字，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专业之名演绎数字游戏，自欺欺人香港已有条件回复正常运作——仿佛踏着7700多具尸体走过去的“正常”。
资料和道理不能脱离人伦价值
我们常说要“让资料说话”，因为一般相信资料最为客观，最能反映真情实况；我们也常说要“听专家的话”，因为一般认为专家在特定领域具有高人一等的造诣，能够察觉、剖析甚至解决一般人所看不到的问题。然而，无论是资料还是专家之言，从选取、分析到呈现，每一步都涉及各种各样的选择，也就免不了要作出方方面面的判断，当中离不开以“敬畏生命”为伦理原则的哲理思辨——而一旦脱离了资料和道理之于“人民”和“生命”的重大意义，只是生搬硬套一些教条理论和僵化公式，甚或为求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性地演绎某些信息，那恐怕并非尊重科学、秉持专业的表现，更说不上敬畏生命！
近日引发争议的“死亡率/病死率”高低分歧，就为我们上了这样一课。
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1月爆发以来，世界各地之所以如临大敌，正是因为它的传播能力之强和致死能力之高，例如截至昨天（4月1日），全球已有4.88亿人确诊、逾614万人离世，而香港光是第五波疫情就有115.1万人确诊、7732人离逝。现代文明彰显人道关怀，这些前所未见的惊人数字背后，所承载的是一条条原本活生生的人命，本就足以呈现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但当代社会同样讲究科学精神，疾控部门、决策机关甚或新闻媒体都会为了精准掌握严重程度、加强病毒病理认识、有效分配医疗资源、方便人们具象理解抽象概念等等原因，透过计算死亡病例占比来衡量疫情死亡风险，即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换算成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也就无可避免地简化了人和数字的本质关系。
与此同时，基于疫情进展、监测技术及研究习惯等等差异，各个地区所掌握的病例信息完整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已经确诊病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全体实际感染情况，而死亡病例当中又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即使是在专家处处的香港，至今也未能获得完整信息——所以，不同地区对于死亡病例占比的定义和计法也各有不同，而且估值差异相当大；可是，人们往往都只着眼于数值本身的高高低低，而经常忽略相当关键的背景信息和实际处境，进一步导致死亡资料本应传递的文本信息被扭曲。
“死亡率”高低之争放错了焦点
“死亡率/病死率”之争正是从估算死亡病例的方法差异开始，就放错了焦点，误以为数值的高低才是关键，却遗忘“生命”才是最大的命题。
一般来说有三种估算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理解意义上以每10万人口为单位的“死亡率”，用死亡病例除以人口中位数再乘以10万人——例如去年11月25日，中外知名抗疫专家钟南山出席“中国互联网媒体论坛”时提到，国家的新冠病患死亡率是0.4/100000，即每10万人口当中有0.4人死亡，就是以这种方式计算；第二种称为“病例死亡比”或“病例病死率”（CFR），是死亡病例占确诊病例的百分比，用死亡病例除以确诊病例再乘以100——它被大多数国家广泛采纳，主要用来衡量确诊病例的致死程度，但只有当已经确诊病例越接近实际感染人数，有关数值才会越接近现实全貌，否则一般都会因为实际感染人数被低估而导致CFR被高估；第三种叫做“感染者死亡比”（IFR），是死亡病例占整体感染人数的百分比，用死亡病例除以整体感染人数再乘以100——它最能反映疾病真正的严重程度，但也因为最难获取整体感染人数的信息而鲜有国家取用。
香港过去三个月来一直沿用第二种方式即“病例病死率”来呈现死亡风险，但当局一直把有关数值误称为“死亡率”（若按第一种方法计算实为103.34/100000），至昨天已经达到0.672%——这在一些抗疫官员、疾控专家和新闻媒体眼中，被机械化地理解成为每100个确诊病例中只有0.672人离世，然而，它看似非常渺小，实质不容小觑。
首先，从病死率的高低来看，相较于两年来累计110.1万人确诊、1270人死亡的新加坡，当地病死率为0.115%，即每100个确诊病例中有0.115个死亡，仅是香港的六分之一；其次，从传播力的快慢而言，新加坡今年初与香港同期受到Omicron侵袭而掀起爆发高峰，从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3月31日的91天内，新加坡实质新增81.7万宗确诊、441人死亡，死亡率大幅收窄至0.054%，即日均新增8982宗确诊、4.85人死亡，但香港则是日均新增12580宗确诊、83.65人死亡；最后，必须回归数字和人的联络，就算是再小的百分比，当确诊病例越多，死亡病例就会随比例增长——有的是在安享晚年的长者，有的是和顽疾搏斗多年的勇士，有的是要养活一家大小的支柱、有的是正追逐梦想的青年，也有的是刚来探索新世界的幼儿，尽管对生活有着不同的苦辣酸甜，但相信没有人不想继续活着享受未知的精彩；而每一个死亡病例背后可能牵涉无数个顿失依靠的家庭和痛失挚爱的亲友，他们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互动、无法取代的回忆、甚至是让生命更有温度和厚度的精神寄托——这份宝贵根本无法衡量，一旦丧失就不能复原。
生命至上岂容数字游戏自我麻痹
不过，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繁毅对此并不以为然。他周一（3月28日）出席电台节目时表明不认同“香港死亡率偏高”一说，又直指政府现有计算死亡率方式有误，不应以呈报确诊病例总数作为分母，而应以实际染疫人数例如港大数学模型推算的400万人进行计算，死亡率就会从0.6%降低至0.18%，只是略高于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亡率云云。特首林郑月娥同日回应时认同有关说法在理，但否认现行计法存在错误，惟当局待疫情稳定后会重新分析资料。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则指，卫生署向来未能掌握全港确实染疫人数，所以只能根据呈报确诊病例作为分母计算死亡率，该死亡率将改称为“呈报个案病死率”。
按照孔繁毅之言，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已经大大减少，甚至与死亡率约0.1%的季节性流感没有太大分别——这无疑颠覆一般人对新冠疫情的认知。而由于他本身是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早就被冠以“流感专家”的光环；自疫情爆发以来又不时出席政府主办专家会议、多次接受传媒访问解说疑难，可谓早已奠定公信力、掌握话语权；加上特首回应时模凌两可的态度和疾控部门煞有介事的易名，变相又再叠加这位专家的权威——所以，一些人听罢不但没有提出质疑，反倒以孔之说各取所需、借题发挥，沉醉于“既然和流感差不多，Omicron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些弱者必然要被淘汰”、“‘个人’没有必要为了‘集体’牺牲自由”、“我们没有理由要为了那一点点死亡率而继续停摆，否则会流失更多人才”等等论述，甚至再次把香港扯入“动态清零VS与病毒共存”的无谓争端，完全无视被简化数字所掩盖的数千人命。
当然，事后陆续也有不同领域专家反驳孔繁毅演算法有待商榷、有欠公允。尽管他所提倡以“感染者死亡比”方式评估实际情况的方向正确，也促使卫生防护中心修正了对“病例病死率”的表述错误，但他预设以港大模型推算染疫人数进行计算的做法却有“偷天换日”之嫌。港大统计及精算学系主任尹国盛所撰《从统计学看疫苗犹豫及新冠死亡率》一文，以香港年均自然死亡率0.7%为例说明孔繁毅的推论有误——每三个月平均死亡率为0.7%/4=0.175%，与港大医学院推算首三个月新冠死亡率0.18%相若，意味港人染疫与否死亡比率没有太大改变——而这完全脱离有数以千计新冠病患疫殁的基本事实，可见该模型远远高估实际染疫人数。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也强调，数学模型本身只具某种参考价值，不宜用以推算实际死亡病例占比，而若要探究实际感染人数，可待疫情回落至零星个案后再安排万人根据人口和年龄结构进行抗体测试。
不过，无论孔繁毅演算法本身犯了什么错误，正如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所言，这些“贼过兴兵”的讨论无法掩盖香港死亡病例之多的事实，主要原因在于防疫政策失当所造成的接种比率偏低和医疗系统沦陷，现下争论死亡率孰高孰低，根本无助减轻重症或死亡，倒不如集中资源提高接种比率、加强医院治疗、广泛使用口服药。
踩着7700多人尸体走过去的正常
“死亡率/病死率”争议可能告一段落，但“专家之言”这一课仍有很大思考空间。
我们之所以相信专家，是相信专家拥有高超的专业学识涵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能够客观公正、秉持科学、理性务实地为社会难题出谋划策、向好发展。既然被赋予如此高尚的使命，专家之言更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万万不能拍拍脑袋、随便说说，更加不能在已经预判某种结果下反过来堆砌资料和道理。
事实上，孔繁毅并非首次发表一些令人感到疑惑的言论。例如他上周五（3月25日）在电台节目表示，鉴于本港可能有逾半人口感染全球最流行的Omicron BA.2病毒株，即康复者身上已经产生保护力较高的中和抗体，加上第二及第三针疫苗接种比率有望推高至9成，长远而言比新加坡更有条件开放限制措施，因为当地大部分人口感染Delta或Omicron BA.1病毒株，且第三针接种比率只有7成——姑勿论他以一个动态视角下的香港与静态视角下的狮城进行比较已不太公道，更不说他完全忽略两地医疗资源的抵抗能力和政府对于公共卫生防护系统的干预措施实在差天共地，单从上述资料和道理来看，他仿佛是在说——反正该打针的已经打针了，该中招的已经中招了，该死亡的也已经死亡了，所以香港就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了——一种踏着7700多具尸体走过去的“正常”。
为什么堂堂“流感专家”竟会如此片面演绎资料、简单推导结论？为什么声称负起“主体责任”的特区政府竟也没有进行澄清或者驳斥，而是任之由之？难道说，所谓“专家”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当局只能对其言听计从？还是说，这群精英的价值底色都是一样的，嘴上喊着“生命至上”、心里想着“资本为王”，根本不愿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尤其是老弱群体而限制日常活动、付出经济代价，而是会以自由主义之名放纵个人的自私、以科学主义之名包装逝者的牺牲，堂而皇之地把他们当成香港重新出发的交换品？
也因此，在明知有入境检疫漏洞的情况下，也不愿意严格堵塞；在明知流行病学调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改良“安心出行”、增添定位追踪功能；在明知安老院舍和社群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积极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尽可能提高体弱群体例如长者和儿童的接种比率；在明知医疗资源和检疫设施可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及早动员私家医疗等各方力量协助抗疫；在明知第五波疫情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即时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尽早识别染疫群体加以管理和治疗......
无可否认，世界各地基于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对于如何平衡生命与自由、生命与秩序、生命与经济等抗疫命题，有着不同认识，甚至形成激烈论争。然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牺牲他人生命为前提来成全自己，当“生命至上”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而此时此刻我们所依赖的专家和政府的存在意义，就是竭尽所能地为每一个生命筑起一道道屏障，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生命健康、维护生命尊严、守护生命价值。经济停滞可以重启，但生命流逝将不复存在，任何抉择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承担，请问你们有吗？
特区政府从昨天起取消“九国禁飞令”，并将分三个阶段放宽限制、有序复常。
撰文者是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