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武馆：一部武馆史，半部香港史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治安欠佳，社会动荡，物质匮乏，娱乐不多，不少年轻人，特别是基层青年会到武馆学功夫，望有一招半式傍身，亦为强身健体，增加揾工机会。我到今天都清楚记得当年天台武馆的盛况，每日黄昏开始，各家武馆的师兄弟就会排列整齐，练习拳脚兵器套路，舞龙舞狮，配合锣声鼓声，的确是昔日老香港的一道独有风景”曾俊华《推广匠人精神》

作为洪拳传人，薯片叔叔这话确实说得不虚。上世纪的香港，完完全全是一个国术大融炉。不管是南派的洪、刘、蔡、李、莫，还是北方的形意、八极、太极，都总能在香港寻到一席之地。其时香港虽未有地产霸权，但始终寸金尺土，要找一个空间大负担又小的地方教拳，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上天台。如是者，天台武馆成了旧香港一道特殊风景，“食夜粥”可谓是一整辈人的集体的回忆。

时移势易，今天武术已经成了武打电影的附属品，而最后一间天台武馆亦已经在2010年4月关门。潮流兴本土怀旧，其实无非是在时代洪流里的一份叹息。如此说来，天台武馆又何尝不是一部香港近代史？

基层社会与公共空间

谈起香港武林，来自广东一带的南来拳师自然是功不可没，其中又可分成个人与社会环境两大因素。个人层面上讲，香港邻近广东却不受清庭直接管辖，自然吸引了大批“搞事份子”南下避祸。蔡李佛师祖陈亨生反清，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便为他的徒孙，而他本人据闻亦曾在翼王石达开处当过幕僚。1856年时，陈亨因秘密协助师兄陈松年领导的三合会，在新会、江门等地联合红巾军起义而被清庭通辑，迫得要先南逃香港后再前往南洋，鸿胜张炎便是他在港停留时所收的弟子。至于凌云楷与“猪肉荣”两位黄飞鸿高徒，则因为私下与人结怨而被官府通辑，不得已逃到香港避祸。

而在社会环境方面，最基本的动因便是战乱，周家螳螂拳宗师刘水便是在1910年前后为躲避战火来港，而大量经济移民南下亦对民间社会带来庞大冲击，特别是基层劳动人口。自20年代初开始，香港人口结构出现明显的改变，女性人口上升，男女比例接近，儿童、少年增加。即在当时开始，愈来愈多人选择在香港落地生根。他们大多从事基层工作，再加上本身藉贯的武斗传统，为生计许多时都会与人发生冲突，令武风一直在他们之间盛行。赵式庆先生在《香港武林》一书曾绘制了一幅香港武林地图，可以见到客家武术明显在潮汕人聚居的新界地区流行，从侧面反映了武术依然是移民群体内部的自保工具。

另外随著劳动人口增加，加上各政治组织的煽动，二十年代劳资矛盾逐步升温，最后更在1925年演化成轰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是次罢工虽然以支持上海五卅运动为主轴，但提出的复工条件大部份俱针对改善工人生活。受著群众压力，二三十年代的新式企业开始锐意抒缓劳资关系，并鼓励员工组成工会，原本已经相当流行的行业工会更像雨后春笋般扩散。这些工会会在工余时为工人提供各类兴趣班，兼具健体与自卫功能的国术自然非常受欢迎。洪拳邓芳、林世荣、咏春叶问、蔡李佛崔章等名师，便在肉档、铁路、酒楼、电灯等各样行业工会中广纳弟子。

上述各个门派与组织，规模不一。若然有资金、人脉的话，当然可以在有瓦遮头的地方设馆授徒，然而大部份师父都是仓卒来港避祸的内地移民，他们的弟子亦大多属于基层劳工与移民工，根本难以负担高额学费，更遑论有条件租借地方。所以许多师父都须要另觅空间教拳。例如凌云楷会在横头磡一带授武；洪拳林祖虽然设有武馆，但碍于地方太细所以亦会常到三马路公园练拳。可以说，香港武馆本身就是基层社会开拓公共空间的一部史诗，透过拳法将他们的日常生活、社区网络、伦理关系尽数连结。而天台，便是这个载体的最佼佼者。

天台武馆与社区文化

据调查，在1960年至1970年的全盛时期，全香港国术武馆多达四百一十八间，习者高达一万二千人。要在人口稠密的香港承担如此多的“国术友”，天台自然成了不可多得的选择。一般来说，师父会先租用大厦顶层，然后顺道用天台练习兵器、狮艺等。按周永德师父徒弟描述，当年他们师傅先找人建好天台外围，但电线、厕所则都是师兄弟自行建造，可谓“鬼斧神工”，亦可见其时的师徒感情确实不浅。盖因正如前文所提，武馆收入极其拮据，纵使天台租金有限，但仍然不足以持续营运。故此许多南派师父会兼治铁打，部分人则在日间有正职，晚上才授武。例如周永德师父本身是鱼贩，东江周家螳螂李天来师父是水警等。当师父坚持在生活夹缝中倾囊相授，当徒弟的亦自会知恩图报、承担义务。许多前辈记述，当时做徒弟的会轮班买菜煮饭，跟师兄弟们用过晚饭后才一起练功，直至午夜才散去。有些人更会寄居武馆，打理杂务之余亦照顾师父生活所需。父子之情，莫过如此。

除了武馆内人人情同手足，天台武馆的日常运作也促进了社区团结。唐楼天台本就跟其他楼顶相连，非常接近各个民居，这边开拳时隔壁可能就同时开饭；街坊若然兴致到，便会到武馆旁边驻足观赏操拳。而为了帮补收入，几乎所有武馆都会参与节庆活动，出狮、抢花炮成了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各门派的仪轨，亦由此在社区中一代传一代。

在这种忆苦思甜的时代背景下学武，锻炼出来的成绩也实非常人可比。从量上计，学武人数与武馆数量屡屡突破新高。去到60年代，光是蔡李佛一派便在深水埗拥有十多间分馆，包括玉书健身院、杜汉璋健身学院等。很多当时的天台武馆门生，现今已经成为了国术界的中流砥柱，继续在海内外宏扬本门武术，有些人更秉承师父志向，收费廉价甚至免费授徒，侨居西班牙的洪拳黄炳培师父便是一例。从质上讲，虽然港英政府一直严格禁止武斗，但武馆间讲手切磋一向是习武人的不成文规矩，师兄弟亦常会作对拆练习，实战经验不容忽视。自50年代开始，香港就一直有派人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参加各大国术擂台赛，成绩蜚人。大圣劈挂、咏春、蔡李佛、吴家太极等各大香港门派，当年声名一时无两，它们基本上就是实战的代名词。

落幕

世事无永恒，天台武馆在七八十年代渐呈走下坡之势，首要原因要数政府以至社会各界的排斥。对一般基层群众、贫苦青年来说，天台武馆当然是不可多得的聚脚处。然而在警方及其他民众心目中，武馆却是一大块荡手山芋。毕竟靠拳头维生，少不免会卷入江湖纠纷。比起人们憧憬的“踢馆”较技，现实更常见是“廿余人持铁尺西瓜刀，飞群奔袭武馆刀光剑影混战中师徒八人受伤”。而醒狮、花炮等活动，亦被指斥为“黑社会收陀地”。事实上，根据警方1974年报告，接近三分一武馆与黑社会活动有关。有武馆更曾被破获毒窟及进行黑社会入会仪式。碍于治安、舆论等压力，香港政府在1973年左右效法新加坡，尝试重新规定武馆形式，最终在1980 年完成立法，令经营武馆更加困难。

在社会大环境方向论，早期香港社会物质匮乏、娱乐又少，学武几乎是其时青年最能选择的体育活动。加之受吴陈比武、李小龙传奇以至金庸小说等文化现象影响，当时国术之风大盛，武馆纵使经营困难但却永远不乏弟子。然而到达八十代年以后，学武已经不在是惟一的时尚活动，足球、篮球等成了一般民众的主要选择。甚至对武术界内部而言，传统武术亦已经开始受到外来武术挑战。各种现代搏击平台涌现，无情地揭了国术体系的固有问题。早在1970年，香港太极宗师李英昂就意识到泰拳的威力，于是亲临泰国著成了《泰国拳之秘密》一书。而1979年创刊的《功夫杂志》，更以破除功夫神话和门户之见为己任。黄炳培师父的弟子崇敬国术，一直接受黄师父的传统天台武馆训练方法。然而待他自己设馆以后，亦需要采用现代的科学分工方法，并加强体能、抗打等面向的训练。上述种种都阐明了天台武馆以至传统国术，内在的落后元素。

最后不得不提一个当下人感受甚深的问题：土地。以前香港土地管理寛松，又有工会等民间势力照应，师父们自然可以用相宜租金租借天台。但来到当下世界，挡房都贵到攞命，何况地方偌大的天台？香港政府又加紧管控潜建物，驳电线、有厕所的天台武馆当然要清拆，景况就如同今日的工厦武馆。

谈到工厦武馆，自从今年的迷你仓大火后，政府再一次对工厦动杀机，据闻许多工厦租户包括各个武术同仁都收到当局警告信，以消防条例及工厦使用条例勒令他们月内迁出。莫说未能回本，连徒弟都未够就被迫结业，正宗未曾开始就经已结束。若然说以前的天台武馆因太落后而时代淘汰，那至少它们仍有条件为一辈人创建社区生活、为香港文化留下一段美好回忆。相较之下，今天坐拥现代器材、现代训练方法的工厦武馆，却连半点立锥的时间与空间都没有。

正如文首所言，有时人们念旧，无非是在时代洪流里的一份叹息。我们现在谈天台武馆，除了是一份回响，更重要是它仍藏著我们已无法寻回的价值。历史凝固在传统，这究竟是幸或是不幸？

现代化的工厦武馆，会否比天台武馆更快从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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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麦劲生。2016年。《止戈为武：中华武术在香江》。香港：三联。

明周、中华国术总会。2014年。《香港武林》。香港：明报周刊。

惟工新闻：【香港工运纵横】从工人领袖家庭看人口结构

苹果日报：天台武馆的最后一夜

香港电台：功夫传奇—洪拳正宗

曾俊华：推广匠人精神

热血时报：实战攻档—工厦武馆苦主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