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国钧盼建守法社会 同下一代讲清楚:觅理想不能伤天害理

撰文: 文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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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占中及反修例连场政治运动,“后国安时代”的香港,法治出了甚么问题,一如政治黄蓝出现判断落差。政府认为暴力破坏及“违法达义”严重冲击法治;北京出手重塑宪制秩序,“完善选举制度”及制订《港区国安法》;不过,国际舆论则反批香港的法治,在基本人权及政府权力制约方面急速恶化。
如何判断法治状况,对于重塑社会至关重要。新一届政府中,负责法治教育及推广的律政司首任副司长张国钧接受《香港01》专访,指近年在“黑暴”等案件中,见到年轻人对法治理解有偏差,不时在法庭上论述“违法达义”:“法官清楚讲咗系歪理,呢啲要清楚畀下一代明白,系律政司责任!”他举例,普选及平权如何谓之“义”,是非常主观的追求,但违法却是相当客观,政府会透过法治教育“讲清楚”,在守法的社会中,下一代依旧可在法律容许的空间内正当追求理想。
张国钧指《国安法》是新法律,社会关注及忧虑很正常,但随著判例累积,“红线”将转趋清晰。访问前几天,警方以国安相关罪行“煽动罪”拘捕社交专页“公务员Secrets”两名管理员,社交媒体随即掀起专页恐慌关闭潮,张国钧未正面回应香港是否处于肃清阶段、或者出现恐惧气氛,仅强调“法治一直无变过,都系用同一把尺”,只有尝试跨越红线的人,才会质疑法律界线模糊。

只有干犯法律嘅人先觉得法律系一种武器同威胁,对于守法嘅人,法律唔会系武器,而系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嘅防卫工具。
张国钧

客观“违法”、主观“达义”

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2014年提出,透过“公民抗命”争取普选,掀起“占中”序幕,“违法达义”一词随之广流民间。在往后的社会运动中,不论2016年旺角骚乱、抑或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冲击法律成为表达不满的手法,成为新的政治抗争理念。

张国钧评论香港的法治状况时,指近年不同案件中,都见到年轻人对法治的概念有误解:“有年轻被告人,喺判刑前会不断强调‘违法达义’,但法官好清楚讲,呢个‘义’系乜嘢,系好主观!有人认为普选系‘义’,所以违法要达到普选;有人觉得平权是‘义’,所以要违法达到平权。但是唔同人对‘义’系有好主观的理解。”不过,违法却很客观,法律条文客观地存在,大家都要遵守。

他形容,自由及法治犹如空气及水,两者同等重要,“愈想享受自由同权利嘅时候,愈需要维持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根本无可能追求到你要既法治同自由。”他强调一旦无法治、无方圆,任何人都恣意妄为追求“自己认为啱既嘢”,社会就会出现大乱。

你因为主观的追求而公然违法,上法庭时就不能期望法官因为你追求主观的期望,而免除你的刑责。法官讲咗呢个系不可能,犯法就系犯法,必须承担相关法律后果。
张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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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可透过判决 判断检控是否合理

不过,香港法治能否依旧彰显公义,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权,就存在非议。“世界正义工程”公布的2021年国际法治排名,香港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排名中,较前一年大跌14位至全球45名,“基本权利 ”则挫16位至54名。国际舆论将矛头直指《港区国安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早前完成审议香港人权状况,在报告中关注执法部门空泛演绎《国安法》,导致大量公民团体停运或离港,直接要求废除《国安法》。

张国钧认为,这些质疑很多时来自“概括印象”,“有啲我哋觉得唔准确,甚至系失实描述”,但要扭转固有印象并不容易。他强调,任何与人权相关案件最终都会交法院审理,程序在公众监察下进行,政府没改变一贯的检控原则,“有人违法,我哋有证据就提告,当然《检控守则》都列出,考虑公共政策及利益下,有啲情况未必透过检控,而是用其他方式处理。呢个客观地喺《检控守则》当中,过去冇变到,依家都系咁样做。”

控方系咪有足够客观证据,律政司有冇按照检控指引去处理。经过公平审讯,法律证据、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所作的检控是否合理令被告人定罪,每一次法官都有客观判决,公众可以自行判断。
张国钧
张国钧强调,任何与人权相关案件最终都会交法院审理,程序在公众监察下进行,政府没改变一贯的检控原则。(梁鹏威摄)

重塑法治处于肃清阶段?

法治教育除了言传,更多可能来自感受。《港区国安法》前年出炉,平息了乱局,正如张国钧的感受,“依家夜晚外出,我谂大家都毋须担心无缘无故畀人袭击”。不过,社会上有另一种感受,公民团体忧虑触犯《国安法》而解散停运,近半世纪鲜有引用的“煽动罪”频频动用,最新有两名Facebook专页“公务员Secrets”管理员被捕,触发同类“抽水”专页关闭潮。

张国钧重申,只要守法就毋须担心踩到红线,“反而质疑红线嘅人,好多时都系一啲尝试跨越红线嘅人,佢哋就会提出‘𠮶条红线喺边度、我唔清楚’。”他否认现时的法律存在不确定性,强调无犯法就无事,犯法有证据,执法机构就会执法,有证据就会提告,“呢个就系法治”。至于相关国安罪行是否令人感到压力及恐惧,他则指“任何人有任何谂法都系自由”。

张国钧又指,《国安法》是新法律,每条条文都会在法庭,受被告律师从不同角度挑战,未来随着案例累积,会令社会更加了解红线所在,律政司的工作正正要将这些案例“多啲喺公众教育里面讲,令大家更容易理解掌握,也不会造成担心‘究竟条红线喺边度’。”

坦白讲,我唔知佢因咩考虑关闭,只要喺社交媒体嘅日常评论,如果冇谂住犯法又真系唔担心㖞,起码我无闩SOCIAL MEDIA(社交帐户)。但当然有人咁做,因为咩原因,我冇办法评论,每个人有唔同睇法,最紧要把尺一致,条线清晰,大家都跟住去做,无论你系咩人咩背景,最紧要呢个讯息要清楚强化。
张国钧

同下一代讲清楚:追求理想不可伤天害理

律政司前年起开展“愿景2030–聚焦法治”计划,其中一个目标是加深社会对法治的认识,张国钧表示,生活层面的守法、以至宪制秩序的认知同等重要。他强调无意左右不同人的政治观点及理念,希望在法治环境下,下一代可以追求理想,“但社会的确有一些界线,你不可以伤天害理,不能影响整体利益,这是个人及社会之间的平衡。正正当当去做,而非过去见到,要伤害人哋嘅自由,人身伤害、或者威胁财产,希望人地跪低,去接受你嘅理念,我谂呢个正正系要同下一代讲清楚。”

律政司未来将与教育、民青、保安等不同政策局合作,协调推展法治教育,并以更“贴地”的方法解释法治理念,认为远比引经据典有用。他举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早前以动画“多啦A梦”胖虎的欺凌行为解释美国制裁,又以演员周星驰的电影台词“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解释“五十年不变”,认为普罗大众颇有回响:“市民一听就明,原来50年只不过是代表好持久、不会变的意思;等同一万年,就不是一万零一年就不爱你,数字只是代表持久不需要变的意思。”

张国钧说,针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解说,除了要公众“听得明,仲要听完之后,系㖞,(感到)好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