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党“由盛转衰”全过程　由“家杰”、林郑契仔变北京眼中钉

因民主派35+初选案被起诉的公民党前成员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以及获准保释的区议员李予信，向前党友发联署信，指公民党在立法会层面再无参政空间，区议会亦可能面临同样命运，形容公民党“已完成历史任务”，呼吁解散。
在信中，隐约见到四人透露一个讯息：再不拆伙散队，公民党人可能会面临安全风险。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暂未回应查询，执委会表示会积极重整发展方向，继续保留公民党，无意解散。有政界中人认为，4人的联署信有与公民党切割意味，借表明退出政坛以明志。

乔晓阳曾亲切问道：“家杰来了没有？”

公民党于2006年成立，前身是关注政改的“《基本法》第45条关注组”。成立初期，该党曾被视为民主派温和派代表，与特区、中央政府关系不俗，但自2010年五区总辞、政改争议后，路线开始出现变化。

2003年，香港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多名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包括余若薇、梁家杰、陈景生、陈文敏、戴大为和汤家骅等，成立“23条关注组”，反对23条立法。到特区政府搁置立法后，成员将组织改组为“《基本法》第45条关注组”，探讨如何落实2007年及2008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至2006年，这批人士改组成公民党，正式成为民主派第二大板块。由于成员大多是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精英，尤以法律界人士占大多数，故有“大状党”之称。

网罗专业精英　曾以执政为目标

成立早期，公民党人士被认为路线温和理性，与传统大党民主党相比，公民党网罗资深大状、学者等“蓝血”精英，定位更高，当年就以执政为目标。

公民党创党初期，与中央政府关系不差，创党主席关信基当时指，公民党对中央政府非常友善，无任何敌意，中央亦未视该党为敌人。据梁家杰忆述，2005年时任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到港时，与他关系相当不错，甚至在聚会中亲切地问到：“家杰来了没有？”在当时，公民党反而会被一些当时的激进派社民连支持者嫌弃，揶揄为“公民袋”、“功能党（意指参加功能界别选举）”。

刘兆佳：中央对早期公民党期望甚高

2006年底，泛民主派由于不希望时任特首曾荫权在无对手之下连任，决定派人出选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推举梁家杰出选。当时激进派对于公民党派人出选相当不满，“长毛”梁国雄一度指骂梁家杰“可恶、无耻”。当时中央虽然在言语上对民主派派人参选吹淡风，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表示反对派的候选人“不可能当特首”，但其实未有具体行动封杀。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笔者表示，中央对于早期的公民党期望甚高，希望他们可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当宪制框架内的开明派，推动香港社会发展。

2009年组“公社联盟”搞五区公投　林瑞麟嘲：良禽择木而栖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2009年。该年初，梁国雄提出民主派在五个立法会地方选区各派一人辞任，通过补选发动“变相公投”就政改议题施加民意压力。当时计划在民主派内一直没有太大响应，直至同年9月，公民党响应加入行动，两个原本“大揽都扯唔埋”的政党一拍即合。

最终补选在建制派和政府杯葛下，投票率只有17.1%，而没有参与行动的民主党，则和中联办谈判得出“超区”政改方案，并获立法会通过。时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于政改议案总结发言期间，更直接点名公民党，指不论是五区总辞行动，还是否决2012年政改方案，都是背弃了“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呼吁他们“悬崖勒马”。

2010年政治一役后，民主派板块产生变化，民主党被激进泛民狙击，公民党自身亦因为2011年外佣居港权争议（该党大律师李志喜被指协助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佣提出司法覆核争取居港权，但实际上官司与党派立场无关），政党形象受打击，同年底区议会选举派出41人参选，只得7人胜出。

本土派崛起后重回温和　郭荣铿曾被指有资格当特首

2012年，本土派运动兴起，激进一翼由本土派包揽，公民党在新形势下显得“面目模糊”，一方面部分成员如毛孟静，主张香港“抗赤化”，自组“香港本土”；另一方面其他大部分成员，与本土派关系不佳。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现场示威者基本上已不受泛民政党控制。翌年政改方案遭到否决后，公民党创党成员汤家骅退党，自组“民主思路”。

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公民党与新生的本土派关系一般，而且政治主张倾向维持现有体制，与本土派大相迳庭，令公民党出现修改与中央与特区政府关系的契机。2015年政改争议中，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甚至点名该党的郭荣铿，应有资格入闸选特首。

梁家杰曾见张德江　关系一度回暖

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公民党派出杨岳桥参选，与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直接对碰。竞选期间，杨岳桥被质疑太温和，例如称香港法治仍“有险可守”、抗争必须有底线、要摧毁独立的司法制度就要“over my dead body”等，被本土派支持者不断“回带”攻击。

同年本土派被大规模DQ后，公民党形象基本上已变回传统泛民。2016年5月，时任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破天荒与包括4名泛民在内的立法会议员近距离接触，梁家杰是与会者之一，一度被视为中央“吹和风”、与泛民重建关系之举。特首林郑月娥于2017年上任后，公民党与政府关系不俗，林郑甚至吸纳过郭荣铿的一手楼空置税建议，被建制派戏称为“林郑契仔”。

修例风波改变一切　求外国制裁成“死罪”

不过2019年修例风波，改变整个民主派生态，包括公民党。其一，公民党议员经常现身示威现场，不时与警察争论，但一直拒绝与暴力示威割席，被质疑“纵容黑暴”；其二，公民党成员曾经多次联系外国，建议就“警暴”、人权等问题制裁中国和香港，郭荣铿、杨岳桥更曾亲赴美国游说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其三，郭荣铿在政治环境对立下，自2019年10月立法会复会后，以内会主席选举主持身份，拖长程序导致7个月都未选出正副主席，被港澳办、中联办狠批。

结果在去年原定的立法会选举中，公民党多人被DQ，包括郭家麒、杨岳桥、郭荣铿、郑达鸿，理由皆与“要求外国制裁”有关。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颁下决定，撤销郭家麒、杨岳桥、郭荣铿立法会议员资格，导致民主派总辞抗议。

公民党近半年出现退党潮，多名区议员先后离开，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李予信，亦退出公民党，党内已开始酝酿解散声音。

联署信似有切割意味

今次四人联署信中，字里行间流露一种劝告、提醒的口吻，不论是“公民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以智慧行事，以免有更多的党友陷于绝境”，潜台词似乎指向：作为因政治案件而被控罪的前党员，四人已确切感受到公民党危机四伏，如党友继续以公民党牌头行事，面对的风险愈来愈高，希望旧党友勿步他们后尘。

有政界中人认为，4人的联署信似乎是与公民党切割，包括称“不再是同路”、不会在政治路上碰面，其中杨岳桥等3人亦重申已退出政坛，今后只想做平凡人，或多或少有明志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