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翁化白骨．拆局｜三问社署、房署、关爱队何以失察？

本月7日，葵涌石篱邨石安楼一单位发现一具化成白骨的尸体。丘姓男死者83岁，独居该单位近25年，丘翁是患长期病的独居长者，属高风险人群，自1月起无领取综援，2月开始欠租。3个月后，社署停发综援，房署多次联系且发出迁出通知书未果，于本月上门收回单位才发现悲剧。

为何丘翁与社会脱节如此久无人发现？为何社署、关爱队均未进行识别及提供支援？为何每个部门都能发现蹊跷，且有机会去核查其是否出事，却无人“行多一步”？这宗悲剧令人关注政府部门的角色是否只限于按规定、走流程、各司其职。在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带来的关顾力度不足、服务僵化等问题，亟待解决。

社署风险识别机制是否失效？​​

丘翁作为一名患有糖尿病、高胆固醇等长期病的高龄独居长者，并且事发后无家属出面认尸，显示其生前缺乏密切照顾者。表面上看，他属于高风险人群，但却非社会福利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未实施定期家访。个中原因何在，有待有关当局进一步厘清。

追本溯源，丘翁尸骨被发现，始于其停止领取综援。综援会因经济状况审查不通过、未更新银行帐户、违反离港宽限期规定（长者或残疾人士180天/年）的原因停止发放，但并未有未领取津贴就停止发放的规定。社署迄今未有明确回应，是否有询问丘翁停领综援的原因，以及停发综援前是否有家访或联络当事人。

综援通常透过银行转帐发放，理论上不应出现未领取导致停发状况。有前线社工推测，丘翁可能未主动处理综援的续期安排，因而被取消。社署在综援申请通过后并不会定期家访，只会定期核查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有特殊情况时才会家访并进行复检。显而易见，这种做法不足以及时识别问题。

房署跨部门沟通为何失灵？

2013年以来，香港发生至少6宗独居人士于住所内死亡长时未被发现的悲剧，不乏被发现时已严重腐烂，部分甚至只余白骨。其中5宗个案均是在房屋署职员上门追收欠租或收回公屋单位时才揭发。丘翁个案亦是如此，他在公屋内独居长达25年，但房署职员对其长期失联却缺乏警觉，直至按程序收屋时才揭发他已化成白骨。

丘翁积欠房租达3个月，房署职员表示多次透过电话连系、分时段家访、发出迁出通知书和联络社署等方式联系未果，最终依《房屋条例》执行收屋程序。根据房署说法，在此期间，还曾透过联络社会福利署，试图找到死者，却无功而还。换言之，丘翁似乎与房署和社署同时“失联”，问题在于，在如此情况下，为何仍没有人意识到危机？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同部门之间缺乏长者健康与居住状态的即时数据互通。去年10月就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医管局、房屋署、社署应该互通长者资料，认为这种做法有助识别高风险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当时对此表示认同，指互通资料有助识别高风险长者，可在不违反私隐条例的前提下试行。但如何突破试行，政府似乎仍是只在摸索。

关爱队社区触角何以失能？

今次悲剧另一个引人追问的对象是关爱队。社会福利署在2024年3月开始试行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以寻找社署未跟进的个案为其中一个探访准则。当局曾称因试行效果良好，相关计划已于2025年4月起扩展至全港，为18区的长者及照顾者提供支援及送上关怀。丘翁正是社署未有跟进的独居长者，但关爱队在本案中仍然未发挥作用。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关爱队政策，在社区推广关爱活动。作为近年来投入庞大的主动性社区支援工作，关爱队在2024年开始恒常化，并增加五成拨款，全港452支关爱队两年资助金额多达6.78亿港元。

自推行以来，关爱队持续面临质疑，包括未公开工作及财务报告，致外界无从监察；被指过度追求KPI达标，衍生“打卡式服务”，等等。这项计划有完善理念框架，也用着巨额资源，但是否真正成为“民间纽带”，还是沦为形式主义的样板工程，仍是一个问号。

老龄化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2023年65岁以上长者高达157万人，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有逾18万独居长者及14万户双老家庭。此案发生后，有声音呼吁市民多关注邻居的状况，但更根本的问题恐怕在于政府部门角色定位失衡，导致独居长者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援网络出现漏洞。若主事人员不及时进行检讨及修正，只会酿成更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