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顾修例风波　叶刘：已尽力为政府解说　官员问责时辰未到

因修订逃犯条例而牵起的连串风波，自去年6月9日起爆发，为香港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冲击。修例风波迎来一周年，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接受《香港01》专访，回顾了过去一年的种种社会事件。叶刘形容，修例风波是一场历史性、划时代事件，“很多人都说经历这件事后，香港已回不去6月9号前的日子，香港已失去了最纯真的年代”。身为行会成员，叶刘说自问在为政府解说条例上，做得较主责官员还要多，“我做几多外媒、陆媒、本地传媒嘅访问，去到美国帮你解画㖞，自费㖞，对得你住啦”。她又透露，作为特首林郑月娥的智囊，16位行会非官守议员曾私下讨论应否总辞，认为若对事情有帮助，他们并不介意辞职，但最终却不被林郑批准。

去年一场修例风波，令香港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回到6月9日前的香港，叶刘坦言，最感失望的是，政府无办法及时回应市民的恐惧，“既然开头咁有决心做，但最后却没有坚持，依家陈同佳案又解决唔到，又得罪晒市民，条例最后又立唔到，造成三输局面”。她认为，市民对条例所产生的恐慌主要基于误会，若政府坚持立法，配合解说工作，市民就会明白对他们并无实质影响。

泛民主派在修例风波中，“线上线下”进行铺天盖地式的的文宣工作，叶刘同意政府的解释工作相形见拙，认为政府低估了对手实力，加上过往少用新媒体，在澄清及反驳工作上处于下风，未有及时释除市民疑虑，导致最后兵败如山倒。

“如果你有胆做，你就系唔够坚持、唔够能力去推销，如果你系早知自己做唔掂嘅，就应该早啲撤回，唔好等到兵临城下先至撤回，见到多人吹鸡就缩沙，咁样对政府管治好有影响”，叶刘如是说。

行会曾私下商讨应否总辞　林郑拒答应​

至于为何政府不早早撤回修例，叶刘认为政府或有其历史原因考虑。作为2003年为政府力推《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主将，叶刘忆述当年也没有正式“撤回”，只是由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暂缓”，即使如此，及后已没有人上街，七一游行也是和平地举行。她慨叹，事态发展至今已不是因在9月才撤回修例，反而在撤回时，社会继续高呼五大诉求，就代表撤回都无用。“五大诉求根本无办法达至，边个政府可以容许特赦，你问下特朗普可唔可以？”叶刘形容，整场运动及后已经变质，有人想争取独立、分裂、推翻现有政府，已带有革命色彩，目的不再是撤回修例般简单。

作为特首的智囊团，一众行会成员在修例风波中扮演着甚么角色？叶刘说，行会各成员都曾就条文内容给予意见，“比较熟悉呢类条文嘅议员，即系我同汤家骅，帮政府解画方面都做了很多，仲多过啲官员。你知唔知我做了几多外媒、陆媒、本地传媒嘅访问，去到美国帮你解画㖞，全部自费，对得你住啦”。

她又透露，行会16名非官守议员曾私下商讨应否总辞，“如果我哋辞职对整件事有帮助，我哋都冇所谓，但行政长官话唔关我哋事，因为条例是官员主导，只不过征求我们意见，我们对此表达支持”。

认同郑若骅捍卫条例少　但执行官员罪不至死

修例风波影响蔓延至今，社会要求官员问责下台的声音从无休止，特别是主责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叶刘坦言，“（问责）或许系时辰未到啦，又或者政府要揾人替补都好困难，事实上这两个位置要揾人也不容易”。但她其后以自己在2003年的经验为两人辩护，“其实话佢做错也不太公平，因为是行政长官指使他们做，正如当年我推国安条例时，也有人跟我说，这条并非‘叶刘淑仪条例’，而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我代表政府去推动，”认为两人只是负责执行的官员，罪不至死。

但叶刘同意，作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较2003年的梁爱诗“捍卫条例上做得较少”。她忆述，当年与梁爱诗“拍住上”，直至整条条例审议完毕为止，至少开了100小时会议，“各界别叫我去解说我都有去，七间大学去了五间，中文大学更送了一条‘精忠报国’锦旗给我，传媒组织、金融界等，我全部做足工夫，自问也尽忠职守”，忆起当年，叶刘也恍如昨天般道来，可见23条一役对她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