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历史转角的世代之争　80后学者：我是“末代”深刻感受者

六四事件本周将迎来31周年。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民主派一直坚持悼念六四死难者。惟自2013年起，六四悼念出现本土与大中华、“上一代”与“新生代”的争论，周而复始。
今年的六四，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香港去年经历反修例风波，市民亲眼见证枪林弹雨的街道、“军民”兵戈相见的场面，不论“上一代”或“新生代”、本土还是大中华，两代人可能由此衍生出新的历史记忆。《香港01》分别访问三位来自不同世代的人物，分别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智库研究员冯智政、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讨论六四与反修例事件的关系。
在李卓人眼中，反修例抗争就是六四历史最佳的“本土面向”，两代人有共同的“对手”，距离已有所拉近。不过在较年轻一代眼中，六四的记忆会随著时间的过去，不可抗逆地减退。冯智政认为，自己已算是最后一代对六四会有深刻感受的人。李傲然更指，新一代的历史记忆图腾，已转化成反修例期间的连场冲突，两代人也会纪念六四，惟内涵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个人，三种想法，反映着不同年代对六四的想像差距，既有一言难尽的故事，亦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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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批判“爱国爱民”到“兄弟爬山”

2013年，支联会六四晚会原定主题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引起当时迅速崛起的本土派反弹，认为香港人纪念六四不应背负“爱中国”的包袱，遂于尖沙咀另起炉灶，最后“爱国爱民”四字被抽起。2014年伞运后学联解体，各间大学学生会涌现“本土庄”。

六四的悼念亦由意识形态之争，扩及到世代之争。年轻一代开始对支联会出现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以旧有六四的大中华情怀“绑架香港人”，有学生更曾以“鸨母龟公”比喻支联会。学联于2016年退出支联会，多间院校先后宣布不再举办或参与任何六四相关活动。中大学生会2017年发表“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时了”的论调，指六四悼念已走到尽头，港人应聚焦本土社运，而非“自困于六四之死胡同”，引起一场舆情之争。

2019年六四维园晚会，受当时《逃犯条例》争议影响，政治气氛重新炒热，支联会公布六四晚会参加人数达18万人，创2014年以来高位，获得捐款更达破纪录的275万元。随后反修例风波爆发，传统民主派和本土派关系缓和，出现“和勇不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主张，派系之争暂时止息。

李卓人：反修例后“唔使再拗”六四悼念

对于本土派、年轻一辈多年来对支联会的质疑，李卓人表示相当明白。他认为，自己成长的七、八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仍然弱势贫穷、人民受到欺压的国家，港人与中国人民有较强的情感连系；“现时九十后、零零后成长时期所见到的中国，则是那个强权本身”，而内地人来港冲关产子、争夺奶粉资源，“五毛军团”在网络上发动舆论战等，在某些人眼中恍如另类“欺凌者”。再者，老一辈即使当年不像他般亲身踏足北京，至少都在电视机前见证过六四，体会一定较深刻。在这种认知的差异下，李卓人承认两代人对六四、对中国的看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不过李卓人认为，经历反修例风波后，新一代的想法已产生明显变化：“大家觉得不需要再争论悼念六四。以前的争论，突出的是本土意识，觉得六四‘唔关我事’，要切割；但经历反修例的一代，会更强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他认为，两种心态已经很不同，以前大家会争拗“不理中国、只管香港民主发展”可以不可以，但现在“唔使再拗”。

“第一步（平反六四）都做不到，又为何要为最后的一步分裂？”​

所以李卓人指，香港年轻一代经历反修例风波后，对于中国管治的状态，以及其对香港的影响，意识增强了不少，他们会更倾向认为，平反六四是理所当然的事。“反修例是一件以香港为主体的事，六四则是以内地为主体。但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已很清楚，……这是大家‘各自努力’的一部分，是六四历史的一种‘本土面向’。”

正因如此，支联会将今年六四的主题定为“真相、自由、生命、抗争”。其实，亦是将六四和反修例连结在一起。

李卓人强调，支联会作为一个“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会继续坚持，因这是普世价值，也是支联会的最重要原则。只不过在过程中，他同意一定程度上“淡化”中国人身份认同这个主张。

同意“淡化中国人身份认同”，会否与“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相违背？

李说，只是少一点提及此议题，但可达到平衡两代人价值观的目的。

他重申，“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是支联会的最终目标，但的确眼下现实给不了大家改变的希望，所以先从平反一步做起：“第一步（平反六四）都做不到，又为何要为最后的一步分裂呢？”

八十后冯智政：我已是“最后一代”对六四有深刻感受者

作为八十后，冯智政对六四也有“直接”的记忆，那就是小时候家人带自己前往六四相关的游行。他认为，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图腾”：彼此对历史的“记忆”可能相近，同样知道六四发生什么事，但“感受”的深刻程度、对中国的情意结，会有很大分别。而这种不同，又会塑造出两代人不同的心理面貌、身份认同。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我们即使支持民主、对六四镇压反感，但我们仍会前往内地，与内地人交流。和我同代的人中，仍然有为数不少相信自己是中国人、对六四有深刻记忆、在支联会身上得到政治启蒙。但我们（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出生）已接近是最后一代，会有这种想法。”

冯智政分析，新一代对比上一代，面对香港本地环境急速恶化、中港矛盾升温，对于“建设民主中国”的执著相对淡薄；对于六四镇压深刻程度也不及上一代。所以他认为，由司徒华开创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有其时代意义，31年来始终如一，但随时间过去，会逐渐变成纯礼仪式的活动：“在记忆传承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失去。”

相对于李卓人认为世代差异已经拉近，冯智政认为，两代人之间的思想矛盾始终会存在，只是暂时隐藏起来：“支联会始终背负著‘建设民主中国’的思想，和新一代格格不入。只是在2019年反修例期间，衍生了‘不割席’的主张。矛盾会继续存在，只是暂时被放下。”

他笑言：“要看看世代矛盾有没有消失，你叫李卓人出来参选，看看他还吸不吸到青年票便知道了。”

李傲然：认同纪念历史　惟内涵核心已变

谈到世代记忆之争，年仅27岁、曾任理工大学学生校董的李傲然可算是其中一名“局中人”。事缘歌手许冠杰4月举行《2020许冠杰同舟共济Online》演唱会，李傲然在社交网发表意见，指许冠杰是“上一年代产物”，又指“狮子山下精神”已不合时宜，言论引起上一代人反弹。李傲然否认不尊重上一代歌手，只是大家出生于不同年代，彼此共同回忆未必一样，“不须强迫下一代接受自己价值观”。

李傲然认为，支联会所说的一套“平反六四”，仍然是流于以一个“臣下”的身份，要求“贤君”承认过往的错误，他不认同这种想法，因为新一代要的不是“贤君”。

他认为，现今的九十后、00后没有经历过八、九十年代香港最辉煌的时期，成长阶段面对中港矛盾、政治环境恶化、街头抗争的兴起，见证2012年反国教、2014年伞运、2016年旺角冲突、2019年反修例，已经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世代身份认同：“对于我们来说，最震撼、最有共鸣的，是中大、理大围城战。这两场‘校园战役’会更易勾起我们的共鸣。”因此，对六四感觉变淡不代表新一代不尊重历史，而是无可避免的世代差异。

将连场社会抗争运动与世代身份认同画上等号，未必人人同意，但这的确是许多新一代年轻人的想法，一如“上一代”视六四为一整代人的历史印记。

因此从大方向而言，李傲然同意六四历史需要纪念，然而对新一代而言，纪念的内涵本质早已改变：对于上一代来说，六四是一场他们怀有强烈感情的历史事件；对于新一代来说，也会悼念死者，但更大的意义在于自我警醒、学习，了解自己面对的对手，知己知彼。“两者的内涵核心有分别，也永远不可能一样。”

经历反修例　对上一代增加理解

纵使有这种世代差异，李傲然表示，经历反修例示威期间多场大型“战役”，新一代也有了自己独有的历史记忆，所以他会有一种同理心，开始了解为何上一代对六四记忆会如此紧张：“我会对上一代增加理解，他们如此渴望六四传承下去的原因。正如如果三十年后，下一代和我们说，觉得理大围城战的历史不重要，我也会不高兴，但我不会骂人忘本、冷血，我知道这不能强求。”

李傲然自2013年后，再无参加由支联会举办的悼念，近年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参与六四相关集会。既然新一代对六四的感觉相对淡，何不索性完全“切割”？

李表示，他与上一代一样，都认同纪念六四历史，所以会秉持“兄弟爬山”的精神，除非维园六四晚会变得单纯行礼如仪，失去本身纪念的意义，否则都会避免作出批评。亦因如此，数年前本土派兴起后，有民主派人士指“不再需要对院校学生领袖客气”、“主流泛民应与本土派划清界线”，他觉得这些说法过于苛责，徒增世代矛盾。“正如有部分民主派前辈，年年出席维园六四晚会，但你很少见有年轻人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