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辩论｜于品海对话“香港新方向”：要超越民主党、民建联

幸福居住、智慧出行、教育公平、普惠医疗、老有所依、绿色生活、革新建设、多元产业、有为管治、共建信任——哪些改革，可以开启香港未来新方向？如何改革，才能令年轻人重拾希望？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所属的年轻政团“香港新方向”，早前（12月7日）举行五周年庆典，期间邀请逾300名嘉宾就上述问题投票，结果显示最多人向往幸福居住、多元产业、有为管治。《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获邀就此主持圆桌讨论，他寄语“香港新方向”继续秉持“公平正义”的追求、深化“治理”和“改革”的讨论：“你们能不能做得比你们的从政前辈们好？能不能做得比民建联、工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等政党政团要好？如果不能，‘新方向’就只是一个口号，没有任何意义。”

有别于大多数政党政团的周年庆典，成立五周年的“香港新方向”没有美酒、没有宴会、没有筹款。大会最主要的互动环节，就是邀请超过300名嘉宾就幸福居住、智慧出行、教育公平、普惠医疗、老有所依、绿色生活、革新建设、多元产业、有为管治、共建信任这十项改革目标进行投票，选出香港未来新方向。“香港新方向”立法会新界北地区直选议员张欣宇即席公布结果，最多人支持的三项改革依次为幸福居住、多元产业、有为管治。

《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获邀就“改革新方向”主持圆桌讨论。对于最多人关注的“幸福居住”，“00后”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三年级生袁朗晴表示，居住环境恶劣难免限制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想像。“95后”元朗区议员陈燕君坦言，即使现职收入可观（区议员月薪为37,520元），也不敢想像四年任期届满后能够储够首付买楼，遑论有“幸福感”。“90后”香港新方向地区事务主管李炜林认为从政者应该反思：“香港这么发达富裕，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基本上不应有人居住的房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住在㓥房？”

于品海则提醒“香港新方向”，跳出个人感受或者怜悯心理的层面，去思考房屋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大家需要问的是，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那么大——香港人均GDP超过5万元美金，深圳人均GDP只有2.72万元美金，但为什么两地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却是相反——深圳的人均居住面积是27.8平方米，并且持续扩大，香港只有16平方米左右，而且越来越缩水？”因此，不但不能只就房屋谈房屋，而且需要注意港深之间的发展差异演变和“虹吸效应”现象。他又透露，每每与治港体系官员讨论有关议题时，他们都笑言，“只要搭车到北区兜个圈，看到那么多土地（棕地、农地、丁地），就知道问题所在”，可见中央深知香港症结。早在前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前，于品海已多次在《香港01》撰文提倡港府“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至于“多元产业”，袁朗晴感慨，作为还有一年就毕业的大学生，感到很迷惘：“很多年轻人都很有创意、敢于创新，但社会好像不太允许我们去作出那些选择和尝试。”李炜林则指出，“产业关键在于大家能否揾到食”，也即能否为年轻人开拓更多既能一展所长又能享受生活的好工。他提到，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6岁，深圳人口平均年龄则只有32.5岁，两者差距正正反映香港问题：“为什么深圳可以吸引那么多年轻人？因为当地物价较低、创业成本较低，多元产业也带来更多工作岗位，相反香港产业越来越单一、租金等等成本又那么贵，试问年轻人如何揾到食？一些传统的优秀手工艺又谈何传承甚至生存？”

“香港过去几十年，产业的消失可以说是‘疯癫’的。我小时候的制造业和大量工厂，现在被什么产业取代了？金融业和地产业好像很发达，GDP产值那么高，但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却苦于没有出路？”于品海认同，今天的产业发展不足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好工，“如果够的话，年轻人就不需要住㓥房，不需要北上深圳寻求生活空间、唞一唞气。”

今年2月，香港青年协会发表“香港青年趋势”调查，发现15-34岁青年中，逾半从事较高技能或专业工作，但仍有近半从事较低技能或产值的工作。去年10月，新青年论坛的“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报告指出，过去20年，从事低技能职位的大学学历劳工占比由11.1%上升至15.7%，而大学学历劳工收入中位数也从36,982元下跌至34,849元。可见“学历贬值”和“职业错配”的情况严峻，“在职贫穷”和“青年下流”的问题持续。

在“有为管治”方面，李炜林、陈燕君和袁朗晴都期望特区政府多加聆听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见，其中李炜林提到两个值得参考的外地案例。例如新加坡，曾于2019年展开“新加坡青年行动计划”，让全国青少年共同参与改造乌节路的索美塞地区，成功增设滑板场、表演公园，以及容许年轻人以低廉租金创业的SCAPE创意社区中心；在2023年，当局又宣布成立四个分别由30名年轻人组成的“青年小组”，用一年时间研究新世代所关注的民生、就业、环保和科技议题，并于今年提交相关政策建议、举办千人青年论坛、邀请总理黄循财出席对话。又如新西兰，政府自2019年推出《儿童和青年福祉策略》，以“使新西兰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儿童和青年的地方”作为愿景，要求20个政府机构共同执行，定期发布政策行动，并且设有目标成果和执行时限。李炜林期望特区政府也能提出把香港打造成为“最吸引年轻人发展”的愿景，而“香港新方向”则可以带领更多人参与讨论。

于品海回应指，三人所提及的聆听意见或青年参与，所侧重的是“共建信任”，而不是“有为管治”：“无可否认，相较往届而言，现届政府更加懂得如何（透过公共关系）促进公众信任，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和‘治理’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有些浑淆了。其实有个基本逻辑：只要治理得好，信任就会增强，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就会少一些，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发展。”于品海说，香港政治的复杂性在于，以往有太多从政者看不清深层次矛盾的本质，例如过去40年来，包括民建联和民主党在内的最具代表性的政党，都以为“民主”、“自由”、“普选”可以带来香港的“良政善治”，但《香港01》并不以为然，而是从创刊至今都坚持提倡透过“治理改革”推动社会大转型，建立更能彰显“一国两制”优势和“公平正义”价值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何谓“治理”？在1990年代，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公共行政讨论中，曾把“治理”定义为政府运用权力引导、控制、规范各种活动，借此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但他们普遍认定只有透过“民主普选”才能达到“有效治理”。最近10年，“大市场小政府”的治理格局明显无法应对新挑战，导致矛盾涌现、动荡不安，有为政府治理终于受到注视，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于2013年把“治理”定义修正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而不论其民主与否”。有别于西方，中国的国家治理论述中，“治理”向来是最大的政治——能让社会资源透过决策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而机制的搭建可以反映各个群体关系的变化，且变化无论如何都能够通过文明的交往以及相互的关照而发生；也只有让“分配”尽可能满足每个个体所需、让各个群体的关系保持融洽、让人人的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运作和整体发展利益。

于品海续指，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中央引领香港进入以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治港者们逐渐明白治理的重要；尤其是今年7月以来，经过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提点，特区政府更加敢于说出“香港要改革”。“治理得好，才可以有产业；有了产业，就有了好的收入，才可以解决房屋问题。”最后，于品海如此理顺“有为管治”、“多元产业”和“幸福居住”之间的关系，他又希望“香港新方向”持续深化“治理”和“改革”的讨论：“你们能不能做得比你们的从政前辈们好？能不能做得比民建联、工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等等政党政团要好？如果不能，‘新方向’就只是一个口号，没有任何意义。”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致辞时表示，“香港新方向”成立五年来的成绩值得肯定，冀他们不忘初心，发挥自身所长，为建设香港未来继续前行。曾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的“香港新方向”荣誉顾问张炳良寄语，“香港新方向”代表部分新世代，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投放于讲理性、不离地的求变之路，期望他们敢想像、肯实干、掌握社会脉搏，越走越阔、越走越远。曾任规划署署长的“香港新方向”荣誉顾问凌嘉勤回望“香港新方向”成立之时，香港充满挫折感，幸而这班年轻人勇敢地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走对了新的方向。

“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刘畅致谢辞时表示，作为关心香港未来、致力推动良政善治的新生力量，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脚踏实地为香港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不做纸上谈兵，而是深入基层，了解真实诉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香港新方向使命，也是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担当。”刘畅承诺，“香港新方向”将和社会各界携手，竭尽所能，解决一个个难题，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