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带处理师】杨我华用一对全新的耳朵 为唱片守尾门
走进杨我华（Anthony Yeung）的音乐工作室，除了给儿子的玩具、一大堆旧式日版黑胶唱片，就是大大小小的音响器材。从事音响设计、唱片制作、声学设计及工程超过25年，许多本地独立音乐圈的人都十分尊敬杨我华，每逢制作新唱片也会找他做母带处理（Mastering）。
身材魁梧的杨我华，面对记者的提问顿时变成一名紧张大师。回答问题前总是思前想后，说话也有点结巴：“有一次，我接受一个电视台的访问。可是，当我看到那部大摄影机时，我完全思考不到，整个人僵硬了起来。”记者打趣地问他：“那你有在电视看自己的表现吗？”他立即说：“当然没有！看也不敢看呀！”
紧张大师 遇上音乐即放松
能够让紧张大师放松起来的就是音乐。访问过程中，杨常问记者：“你想听一听我最近处理过的音乐吗？”鸡蛋蒸肉饼的唱片、大专院校的管弦乐团演出、外国流行曲等，一首接一首，突然就像一个热爱分享趣事给朋友的大小孩。
除了音乐，就是那一系列的音响器材。杨我华的工作室有一个大厅，一间录音室与一间后期制作室。架着一副眼镜的他，只要坐到自己的仪器台前播一播歌，用滑鼠控制电脑剪接软件Pro Tools，再用手调较两排analog器材，他自自然然会放松起来。杨说：“我最大的兴趣是做mastering！可能我比较怕麻烦吧，做mastering可以坐在工作室内独自慢慢做。”
Mastering是录制唱片前的最后一个工序。杨我华说：“假设一张专辑内有10首歌，可能在不同的录音室录，由不同的监制及混音师操刀。我要帮他们调较好音量，high mid low frequency (高中低频率) 的分布等等，让这10首歌更一致，听唱片的时候会感到更完整。”杨强调他不是与混音师比较哪一个版本较好：“负责mastering的人是提供一只全新的耳朵，在保留原有的dynamics下，令唱片的声音更好。”
一切从雅旺录音室开始
1991年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主修舞台音响与音乐录音。可是，杨我华并不是毕业后便全心投入母带处理的工作。一直想在正规录音室工作的他，先在电台当了4年声音工程师。
直至1996年，有一位当时在电台工作的师兄介绍他到本地著名的雅旺录音室（Avon Studio）工作。80、90年代的天王巨星，如梅艳芳、张国荣、叶倩文等等，也会到Avon录音。在这里，杨从头学起，也认识了mastering的技术。他说：“当年，我跟着前辈学做mastering。由以前Avon有3间房，全都是录音室开始，做到之后有一间专门做后期制作的房间。”
1996年是杨我华入职Avon的年份，也是嘉利大厦发生大火的一年。90年代最大型的唱片公司—宝丽金（Polygram）的录音室也在嘉利大厦。大火后，大部份的录音及后期制作也转到Avon进行。杨说那时Avon的生意非常好，完全停不下来。唱片一张接一张，做好自己本分之后也要帮前辈，更试过一日内要同时处理四张唱片。“监制刚拿走了做好的一张，经理人又走进来叫我做新碟。”
音响人的肯定
杨我华在Avon的非人生活过了4年，离开后他在一个音乐网站短暂工作了一年。之后，他便成为了自由工作者，包括为不同的剧团或舞团担任音响设计。
去年，他为香港舞蹈团的《红楼・梦三阕》作音响设计，更获得香港舞蹈年奖2017“杰出声音设计”。这亦是他在2003年获得第十二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音响设计”后，相隔14年首次获得的舞台奖项。
《红楼・梦三阕》内总共有三个舞蹈作品。杨我华说：“这一次我没有更改场地的音响系统。舞台的中央有4组standard rig，我只是调教了喇叭的方向，以及在上层的4角增设喇叭。喇叭的位置是可以令观众更投入演出。”如何跟三位不同的导演合作，要破或是要立，杨我华说要靠沟通。可是，沟通也不一定是直接对话：“去看彩排，去听他们谈设计，也是一种沟通。”
《红楼・梦三阕》选段：杨云涛《白》（影片授权：香港舞蹈团）
“其中一个作品是杨云涛的《白》。舞者要在balcony上走一个圈，刚好场地的化妆间在balcony上。我打开了门，加了一个喇叭。当舞者在步行的时候，声音就好像从远处来一样，飞到观众那边。”
这一个奖肯定了杨我华熟悉音响的专业：“我一直也用音响来设计舞台表演的声效，让观众经历那一段舞。既然这次得了奖，也算是一种认同吧。不只是认同我，而是认同整个音响行业在艺术创作中的位置。”
我只是一个玩音响的人
自由身工作让杨我华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有主流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广播界、舞蹈界，连戏剧界的朋友也有。他却从不标签自己为文化人：“我只是一个玩音响的人。”反正工作种类再多元化，他最想做的依然是mastering。可是，这年头香港还有多少人会做唱片？
“刚开始成立Anthony Yeung Mastering Studio时，以为自己一个月只要有两至三个mastering的工作就可以维持成本，但想不到现在一个月内竟会随时食蛋。”现在想起，杨我华也笑当初的自己天真。幸好，有很多朋友帮忙，多了做mastering以外的工作，如录音、混音等。而且，他也有学生帮忙营运工作室，就只有mastering依然找不到全职帮忙的徒弟：“我跟本没有足够的工作给别人。别人也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份稳定收入。”
现在，大部分唱片公司也会把mastering的工作外判到外国。如果预算够多，监制更会亲自飞去美国洛杉矶找工作室做。虽然外国的价钱不一定比本地贵很多，但长远来说对本地音乐工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隐忧。
分不清对与错，杨我华说：“我全部的资源也放在这家工作室了。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就算输也是心甘命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