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猪肉政治：巴西远远未能摆脱它的“特朗普”时代

1月底，包括圣保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发表详细报告，指控人称“热带特朗普”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所领导的政府鼓吹“机构性的散播病毒策略”，点出了巴西新冠死亡人数世界第二、总确诊人数世界第三背后的一大“原凶”。
在民望下跌、弹劾案风声四起之际，博尔索纳罗的两位中间派政治党友利拉（Arthur Lira）和帕谢科（Rodrigo Pacheco）分别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使得博尔索纳罗在2022年10月的大选之前都不必担心其总统之位不稳。

2月3日，在亲信主导的国会中，博尔索纳罗发表其政策主张，指出政府将准备好足够资金去为所有巴西人接种疫苗，并将在监管当局批准后即时购入疫苗。然而，此前一直散播疫苗不安全论调、更自称不会接种疫苗的博尔索纳罗此刻惺惺作态，就惹来国会反对派议员的嘘声，有人更高呼“2022年见”——一方面是嘲笑博尔索纳罗民望不振，另一方面也是暗中承认未来两年国会也难以动上他的总统地位。

博氏抗疫言论：“我们总有一天会死”

博尔索纳罗自去年新冠疫情进入巴西之后，一直以惊人言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以下是质疑疫情严重的代表性言论：

“新冠病毒问题大体上是个幻象”（2020年3月7日）；

“不久，人们就会知道他们被州长和大部分媒体所欺骗”（2020年3月22日）；

“病毒是在这里，我们要像个男人般去面对它”（2020年3月29日）；

“这是个神经病，七成人将会染病，没有东西是我可以做的”（2020年5月9日）；

“我对死者感到抱歉，但这是现实，我们最终都会死”（2020年5月22日）

他除了轻忽疫情之外，还跟“美国版”特朗普一般，主张未经实证的抗疟疾药物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是救药；领军攻击各地落实抗疫封锁政策的地方官员，并换走两个有医疗专业的卫生部长；企图阻延疫情数据的公布；否决在学校、教堂、工厂等场所的戴口罩令，以及在疫情下保护原住民的措施（包括提供足够清洁和个人保护装备、医院深切治疗床位、呼吸机、供氧设备等）。

到了巴西新冠死亡人数已接近15万的10月，博尔索纳罗仍称新冠疫情“被夸大”；再过一个月，他更在一官方场合上说：“现在所有事都‘疫情这、疫情那’的，这一定要停，我们总有一天会死，尝试避免都没有用……我们再不能当一个充满娘娘腔的国家。”

疫苗变成政争重心

当新冠疫苗在去年底开始陆续面世，博尔索纳罗更转向疫苗（特别是中国的科兴疫苗）开火。对于辉瑞疫苗，他指其合约订明不对副作用负责，指“如果你变成了鳄鱼……如果有一些女性出生时就长了胡须，如果有男人声音变高”，辉瑞将脱掉关系；他更曾取消中国疫苗的订单，指“巴西人不会当别人的白老鼠”，并多次毫无证据之下暗指中国疫苗有害。

到去年12月15日，他更斩钉截铁的宣称：“我不会打疫苗，句号。我的生命有危险吗？这是我的问题。”

比特朗普更严重的是，博尔索纳罗将疫苗也变成政争议题，特别针对此前因抗疫封锁政策与之相争、有可能在2022年问鼎总统宝座的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João Doria）。例如他在11月10日就曾说：“死亡、残废和失常：这就是多利亚想强制所有圣保罗人接种的疫苗。”其支持者则声称多利亚赶忙进行疫苗接种，只是想藉博尔索纳罗宣称正将来临的疫苗终结归功于疫苗。

在巴西亚马逊州（Amazonas）马瑙斯市（Manaus）本年初发现变种病毒之际，加上原料想已因疫情第一波而有群体免疫的马瑙斯市竟再遇疫情大涨，此前多次拒绝购买疫苗（包括辉瑞和科兴疫苗）的博尔索纳罗，终于放下其“男子气慨”，在1月17日批准使用阿斯利康和科兴疫苗，并公布购买疫苗或购买疫苗原料自行生产的计划。到了2月3日，为解疫苗不足，巴西亦宣布将购入俄国卫星-V疫苗和印度研制的Covaxin疫苗作紧急应用。

然而，博尔索纳罗此前的政治争斗已使巴西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抗疫时机。

根据民意调查机构Datafolha的数据，博尔索纳罗在1月底的民望已跌至31%，不满度升至40%。虽然有近46%人认为博尔索纳罗不必为巴西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负责，可是相较于曾绕过国家政府自行购买疫苗的多利亚，只有28%人认为博尔索纳罗为巴西抗疫做得更多，而认为多利亚做得更多的则有43%。

如此情势下，何以博尔索纳罗的盟友会突然夺得国会两院议长之位？

中间派的分猪肉政治

这就有赖于在巴西国会中有近230席左右的中间派（Centrão）“分猪肉”政治文化。巴西国会党派林立，议员跳槽、另立门户的情况时常发生，其众议院最大党占总议席数只得约10%，于是总统要通过立法，往往要通过极其繁琐的利害交换才能获取。

在此等权力分配情势下，巴西国会中更有眼中只求保守自身政治权力或地方发展，却毫无政治坚持和主张的中间派议员。总统为了争取这些只见利害的政客支持，往往会将中央政府的资源分配到他们手上，作为得到他们支持的代价——即所谓的“分猪肉”政治。

根据《圣保罗州报》（Estado de S. Paulo）的报道，在利拉和帕谢科两个新议长上任之前，联邦预算已预留资金帮助国会中近250位议员所属选区的建设项目。而他们也陆续得到一些有预算支出机构的领导位置。

例如巴西的国家教育发展基金（FNDE）的主席位置就交到利拉的进步党（PP）党友手中。其2019年的预算高达500亿巴西里亚尔（real，折合约724亿港元）；而此刻身陷贪污调查的利拉正好是中间派不同政党和政客公认的领袖之一。

此种政治文化在1988年巴西军管后宪政初立之时已经种下根。工人党前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2016年被弹劾下台，正正是因为她失去了当时“中间派”领由库尼亚（Eduardo Cunha）支持——后者其后也因涉贪被判入狱近16年。罗塞夫的接任人特梅尔（Michel Temer）也是因付清了中间派开出的“帐单”，才得以避过司法当局向国会对他提出的两宗刑事起诉。

2018年，在众议院打滚近20年的边缘政客博尔索纳罗打着政治素人的反建制、反贪旗号崛起，成功赢得总统选举，其中一大主张就是要打破中间派的“分猪肉”政治。然而，当其民粹政治抵不住疫情冲击之际，这位“非传统”的政客终于明白地返回传统，让巴西政治回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