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李光耀给世界留下什么启发？

美国已故国际关系战略大师、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生前最后一本出版著作中探讨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尼克逊（Richard Milhous Nixon）、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和戴卓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等六位政治家的领导力，夹叙夹议。在基辛格看来，领导力之于人类各种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若是没有领导力，机构会失去方向，国家可能日益变得无足轻重，最终导致灾难”。他笔下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一位对当今世界有启发意义的小国巨人。

李光耀生于1923年，那时候的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在李光耀青年时期，新加坡曾被日本野蛮占领，许多民众忍饥挨饿，李光耀本人差点在日军的统治下丧命。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获得奖学金，去剑桥大学学习，当时的他具有反殖民主义倾向。1950年返回新加坡的李光耀，至少看到四个棘手问题：严重的住房短缺、猖獗的腐败、不同族裔之间的撕裂、自然资源高度匮乏。除此之外，新加坡缺乏政治历史带来的国家意识，1965年的独立建国并非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的无奈。然而，在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的持续努力下，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岛一跃成为闻名于世的发达国家，是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样板。

在基辛格的笔下，李光耀至少有三个具有启发意义的特质。第一，李光耀非常务实，懂得在必要时候随机应变，不愿空谈意识形态。基辛格提到1968年11月，在哈佛大学面对一群教授们夸夸其谈时，李光耀当场反驳，展现出一个前殖民地领导人在美国流行的意识形态面前反潮流的勇气。新加坡有着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青年时期的李光耀持有反殖民立场，但在真正治理国家时，李光耀并未活在反殖民主义的悲情叙事中，他“没有反美敌意，也没有后帝国时期的怨恨”，“既未乞求援助，也未大谈美德”，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新加坡的处境和地缘政治秩序。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虽然开局非常艰难，但“无意对谁控诉指责”。他对内实行务实灵活的经济民生政策，对外理性追求地缘政治的平衡，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复杂关系中、在中美两大强国博弈之间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一个值得思考的例证是，新加坡独立初期，全球范围内不少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资本主义剥削”为理由拒绝引进外资，但李光耀反其道而行，他不仅欢迎外资，而且竭尽全力为外资创造一流的市容环境与设施，积极提升劳动力质量，让新加坡经济脱胎换骨。

第二，李光耀认为人民的素质是新加坡的宝贵资源，故致力于投资人民，提升劳动力素养，释放新加坡的潜能。李光耀本人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他执政后通过卓有成效的反腐为教育投资、医疗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据基辛格引述的资料，在人民行动党执政最初9年，新加坡把近三分之一的预算用在教育，大力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李光耀推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计划，既能吸引高附加值企业在新加坡落地，又可让新加坡面对外资时具有更好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第三，李光耀奉行精英治国理念。新加坡政治模式除了本就有议会民主制的一般特点，比总统制具有更多的精英色彩之外，还格外注重精英治国。李光耀曾说过：“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在过去40年间，我观察到即便一个国家的政体落后，但如果由优秀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政府还是令人满意的，能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另外，我还见过很多非常理想的政体都以失败告终。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继承了这些制度的领导人是不称职的，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在精英治国理念的作用下，李光耀注重把新加坡各族裔民众团结在一起。基辛格写道：“李光耀与许多其他后殖民时代的领导人不同，他不靠挑起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矛盾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恰恰相反，他依靠的是新加坡在互相冲突的族群中培育出民族团结的能力。新加坡独立前，族裔间暴力横行肆虐。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具有天然的离心力。但李光耀克服了这些障碍，发展出了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身份。”

在当今世界，不同族裔和群体之间的撕裂严重，愤怒情绪和意识形态偏执让理性的对话难以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对抗的螺旋持续升级，既得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对政治生活的劫持，让本应促进公共福祉的政府时常沦为党派倾轧的名利场。在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德国，带领德国走出低谷的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晚年说过：“现在还有能推行堪称长远政策的领导人吗？今天还会有真正的领导力吗？”

李光耀的意义正在于此。基辛格说：“他（李光耀）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似指导课，教人如何在多种观点和背景并存的情况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国经验说明，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质财富，亦非其他衡量实力的普通标准，而是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

当然，不应回避的是，新加坡模式同样存在隐患。自李光耀时期以来，新加坡的精英民主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选拔政治精英，二是对政治对手和媒体空间的限制。正如笔者在《李显龙将辞职 | 新加坡模式富有启发意义却仍存隐患》所分析的，新加坡选举制度虽有利于让人民行动党形成稳定政权，却会扭曲民意，出现得票率和议会席次的不成比例。这样的制度设计具有两面性，人民行动党只有不断保持贤能，持续创造令多数民众满意的治理绩效，才能保持执政地位，不然的话，一旦人民行动党犯下严重错误，有可能会激化大批选民对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和限制政治对手、媒体空间的逆反心理，进而带来政治危机。

基辛格写道：“就新加坡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是持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会过渡……对民意变化的容许程度早晚会成为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义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将是新加坡面对的终极挑战。”从长远来看，新加坡确实有必要在开放、包容环境下积极探索更民主的形式与更可持续的精英治国理念巧妙结合。这样的话既可让新加坡民意表达更民主更理性，又能让精英治国理念健康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