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协议：Plan A濒死却没有Plan B

6月8日，在美英德法四国批评伊朗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决议案获得过之际，伊朗当局决定拆除两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镜头，进一步收窄各方重返核协议的空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伊朗现时已提炼出大概足够的浓缩铀去制作核弹，离制造核武的时间距离只余数周。

本周稍早，国际原子能机构亦指朝鲜有可能正准备进行核试，美韩日如今也为此展开会议。然而，在俄乌战争与全球经济问题的阴影之下，这些核武扩散的趋向似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

重返伊朗核协议的Plan A，一直是拜登上台以来的一大外交目标。但自特朗普2018年单方面退出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制裁以来，今天的形势已与2015年核协议签约之时大有改变。

核协议阻力不复当年

当年的伊朗，离足够制造核武的距离尚余数月，核协议的规管则将此距离提升至一年，并配合严格的国际监视，防止伊朗越界。如今，与核武只差数周之遥的伊朗，即使重新遵守核协议的规范，只能将这个“核武距离”减至大约半年。

而且，根据当年核协议的设计，不少规范条款都设有2025年开始的日落条款——其中的逻辑是随着伊朗融入国际社会，到2025年伊朗自然不会再有制造核武的动机——如果各方只重返原有的协议而不更新里面的条款的话，协议对伊朗的管制力度将大大不及当时，也失去了当时对伊朗与西方随年月修好的展望。同时，经过这几年来的试验，伊朗方面的专家也累积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即使伊方重返核协议，这些经验也不会消失。

因此，美国国内就有声音要求拜登提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Plan B。这不仅限于从来支持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共和党人，还包括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Bob Menendez）等外交鹰派。虽然拜登的伊朗问题特别代表马利（Robert Malley）继续指责“极限施压”是一个已被证明失败的政策，却不得不承认“达成协议的前景最多只能说是极其脆弱（tenuous at best）”。

除了核管控的实务议题之外，重返伊朗核协议也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伊朗对于伊朗革命卫队（IRGC）在美国国外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的要求。这一项极具象征性的行动，无论是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当中，还是美国与海湾地区的盟友关系性质之上，也没有可能实现。

正如马利去年10月所言，“人们不能让死尸复生”，重返伊朗核协议的Plan A正愈来愈像一具死尸。

美国-沙特回暖的风向

如果伊朗正式获得核武，而国际社会未能对此提出有效办法，这将使海湾地区进入更严重的地缘不稳，甚至区域核竞赛。

虽然近来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两个伊斯兰地区竞敌关系有所好转，双方也一直由伊拉克作中介进行谈判，而两方势力在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也暂时维持了停火，但这一种关系缓和基本上全是出于现实考虑——特朗普2019年对于疑似出于伊朗或其支持武装的沙特炼油设施攻击，没有作出强硬的军事回应；出于沙特异见记者（Jamal Khashoggi）谋杀案的考虑，拜登竞选期间更声言会将沙特视为“被放逐的国家”（pariah）。没有美国的强势支持，沙特当然也就更愿意与伊朗缓和关系。

可是，在俄乌战争推升油价之际，拜登当局似乎正要改变其沙特政策，希望能得到其帮助，增加全球石油供应，抑制油价升势，以挽回民主党在本年11月中期选举的大败势头。

拜登本人可能在本月底或来月亲自出访沙特“破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日前被问及拜登以往的“被放逐国家”用语时，就声明沙特与美国有8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指拜登是美国在“区域和全球战略”上的“重要伙伴”。此等转变预期将会缓减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的诱因。

以色列的“金融星战”

另一方面，以色列近来也明显对伊朗采取了更强硬且更明显的对抗姿态。最近，以色列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在《经济学人》的访问中就再次强调其所采行的“八爪鱼主义”（Octopus Doctrine），即不再聚焦伊朗在区内支持的第三方组织（如黎巴嫩的真主党），转而在伊朗境内外直接攻势伊朗目标。

就在本周一（6月6日），叙利亚就称以色列在大马士革以南展开空袭，相信是一处伊朗在叙基地的位置。而以色列也愈来愈愿意为其在伊朗境内的袭击承认责任。本年2月，以色列就曾攻击伊朗西部的一家革命卫队无人机工厂；5月，其又在德黑兰刺杀了一位革命卫队的将领。4月底，以色列电视台更播放了一段据称是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Mossad）在伊朗境内审问一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的片段。

贝内特表明他正意图与伊朗开展一场军备开支的竞赛，一方面发展新技术之外，另一方面也用以消磨伊朗政府的财政，像列根时代针对苏联的星战计划一般。贝内特将此策略称为“金融星战”（financial Star Wars）。

若然伊朗果真发展出核武，以色列可能会发起更直截了当的攻击行动，而沙特也将生出发展核武的决心。这一种可预见的发展，与朝鲜如果再作核试而美国无力应对之际，日韩也有可能追求核武的走向类似。

核不扩散共识的淡忘

此等对全球核不扩展共识的消磨，更出现在人们对于二战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以至冷战期间核恐惧已淡出人们记忆之际。

这一种转变反映在各国言语上的核威胁之中，逐渐使核武使用的可能常态化。最近的一个例子出自俄罗斯。例如普京在宣布对乌进军之际，就曾警告第三方国家可能会遭受他们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后果；俄国国营电视台5月初也播放俄国以核弹攻击英国本土的模拟片段。

这些事例也不止于俄罗斯。特朗普2017年曾以“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fire and fury）”威胁朝鲜核计划；金正恩也曾与特朗普比拼谁的“核按钮”更大。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也曾针对巴基斯坦的核威慑而以反问方式称印度的核武也不是“留着万灯节（Diwali）时才使用”。

同时，核武的重要性也特别在俄乌战争之中得到展现。一方面，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本人也曾对1994年乌方以交出苏联遗留核武换取领土完整保证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表示过不满——不少人都认为如果乌克兰保有核武，俄方自2014年以来的种种对乌军事行动和领土兼并就不会发展。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此刻之所以不敢全力支持乌克兰（从实施禁飞区到提供可轻易打击俄国境内目标的长程武器），正正是因为俄国拥有核武。

从这两个层面看来，拥有核武（而非其使用）不只能自保，还能在常规战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对伊朗、朝鲜或其他不拥核国家，这些战略性考量也有重要价值。

这些背景条件却决定了，在重返伊朗核协议的Plan A似乎已回天乏术之际，拜登当局以至国际社会也无法想像出可符合核不扩散原则的Plan B。特朗普“极限施压”的结果是伊朗离核武愈来愈近；沙特近来的务实外交未有缓减伊朗发展核武的需要；以色列的攻击大概更加速了伊朗取得核威慑工具的决心；如果美国“重回波斯湾”、强势打击伊朗国内核目标，这更将是一场停止不了的长期冲突。

于是，唯一可称得上符合核不扩散原则的Plan B只能是重返核协议的Plan A。这个Plan A当然有着种种的缺点，却是唯一能暂时缓和核扩散趋势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