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总统认犯错　府院“台湾”之争谁说了算？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Gitanas Nauseda）日前接受当地电台访问时称，“立陶宛犯了一个错误，允许以‘台湾’之名在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从而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应。”“我认为，错误不在开设办事处，而是它的名称没有同我协调。”瑙塞达这段“认错”发言，不只引起了立陶宛内部争议，也在台海两岸延烧。

针对瑙塞达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做出回应，指立陶宛认识到这件事是个错误是很正确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错误回到一中原则上。而台湾外交部则重申力挺立陶宛的决心不变，并透过台湾驻立代表黄钧耀宣布，将对立陶宛的产业投资两亿美元并增强双边贸易关系。相关效应还在发酵，瑙塞达进一步在推特（Twitter）表明，支持和“台北”创建非外交贸易代表处，而立国外交部则对台湾的投资基金热表欢迎。

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的风波自去（2021）年年中蔓延至今，当前态势令外界看来像是一场立国的“府院之争”。回顾事件脉络，“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设立，一直是立国总理席莫尼特（Ingrida Simonyte）与外长蓝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在牵头，而立国总统的角色并不吃重。如今演变为立国总统为政策“认错”，但总理内阁并不买单，外界也好奇这场风波的后续发展，到底是谁说了算？

这个问题涉及到立陶宛特殊的政治体制。在政治学界的研究，立陶宛的宪政制度属于“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总统直选和总理对国会负责，行政权力分割在两人手中。苏联解体之后，有九个前苏联国家采行半总统制，立陶宛是其中之一；波罗的海三国的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则是采行内阁制，只有立陶宛是半总统制。

立陶宛宪政制度特殊之处，在于其半总统制又是具有高度偏向内阁制的色彩，总统权力相对弱势。主因是立国政府活动受限于议会信任的宪政运作模式，该国总统在宪法上无主动免职总理、部长及解散国会的权力，更换内阁及部长须获得国会同意，撤换内阁若达半数以上，必须重新获得政府信任才得以进行活动。

此外，由于选举时程（electoral cycles）的安排，立国总统在必须面对新国会与新民意的情形下，如果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无法取得多数，总统就必须与多数党妥协总理人选并交出组阁权，使得立陶宛实际宪政运作出现多次共治政权，总理在宪政上实质掌握政策制定的权力。

就此来看本届立陶宛政府，无党籍的总统瑙塞达在2019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胜出，祖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提名的对手席莫尼特落败后，改以无党身份投入2020年国会选举并当选。选举过后，祖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自由运动党与自由党结盟，推举席莫尼特为总理人选，而现任外长蓝斯柏吉斯即为祖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的党魁。立陶宛政府再次形成了共治的局面，而实际权力便落在立场偏右的总理席莫尼特手上。

席莫尼特政府上任之初，就宣示将执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将捍卫从白俄罗斯到台湾，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士”，承诺支持台湾“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从台湾设立代表处到跟随美欧制裁白俄罗斯，再到高调向美国争取武力协防，一系列紧跟美国列车之举，均由席莫尼特政府所主导。

瑙塞达与席莫尼特两人，从竞争关系走向了共治关系。在台湾设处问题上，此前瑙塞达并未毫无发声。2021年8月北京宣布召回大使后，瑙塞达即称该国仍实行“一中政策”，希望中国能改变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的决定；同年12月，立陶宛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瑙塞达表示将向欧盟领袖寻求帮助。看得出来，立场亲美的瑙塞达并未反对台湾设处，但试图透过欧盟途径减缓与中国之间的外交紧张。

立陶宛内部政局则在同一个时间段陷入动荡，包括美国制裁“白俄罗斯钾肥”争议、反华政策致使经济受困、边境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12月13日席莫尼特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曾说，对于她领导的政府而言，有太多问题积压在一起，在受到更多批评的情况下，政府很难承担政治责任，“可以很直接的说，不排除政府全部辞职的可能性”。立陶宛民调机构12月28日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该国政府2021年12月支持率跌至17.3%，创下立陶宛过去10年来最低水平，民众不信任度也由39.6%暴增至47.8%；其中，席莫尼特的不支持率从49.6%升至52%，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的不支持率从59.8%升至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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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塞达的“唱反调”，背后有着该国内部政治角力的脉络，也是两位总统选举对手的延长赛。接下来“台湾代表处”何去何从，当然中美俄地缘政治的博弈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包括北京如何强势捍卫“一中”原则，欧盟除了口头上的价值观支持外，是否还会给予具体的行动支持，以及美国又会在背后施加多少压力，这些因素都会从外部对立陶宛政局的变化产生作用，左右着“台湾代表处”事件的发展。

无论如何，最后付出最大代价的依旧是台湾。不久前部分台媒还喜孜孜地宣传台湾捐赠的监视无人机，替立陶宛巩固了东部边境安全，殊不知卷入了更为惊涛骇浪的地缘危局之中。蔡英文政府所谓的“外交突破”与“民主伙伴”，原来是奠基在立陶宛选举政治的政客斗争态势，如此“主体性”，未免太过于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