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病重之源不在病毒

谈起本年新冠疫情大爆，无人不想及印度。然而，按人口比例计算，拉丁美洲多个主要国家的7日累计新增确诊人数，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在印度之上，当中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古巴、秘鲁皆属此列。《经济学人》截至5月初的模型更显示，拉丁美洲整个地区的额外死亡人数按人口比例冠绝全球，可见疫情对该区的致命性打击有多严重。
除疫情直接打击之外，经济更是惨不忍睹。当2020年全球经济产值下降3%之际，拉丁美洲的产值却下降了7%。而其完成疫苗接种率除智利之外普遍低于15%，远远未及群体免疫之数。正当欧美国家准备迎接一个“正常暑假”之际，在2020年新增2,200万贫穷人口、三分之一人活在日入1.9美元以下的拉丁美洲多国，却面临严重政治、经济、卫生危机。可是，让拉美如此病重难愈的主因，却不是新冠。（系列文章之一）

除了个别国家（如巴西）之外，拉美整体在疫情早段已实际严格的抗疫封锁殃策——根据高盛定出的指数，拉美去年3月以来大多数时间的封锁严厉程度都在全球前列，堪比两波疫情中的西欧，更长期胜过北美、亚太地区——人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何强硬封锁却阻挡不了疫情？

封锁是一时之策，有一时之效，但真正导致拉美新冠病重的却是众多国家久已有之的“长期病患”，包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争斗、缺失处处的医疗体系、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各自的结构性经济问题。

左右阵营之争与“特朗普效应”

在疫情之初，拉美最为突出的是墨西哥和巴西两大国一左一右总统对疫情的轻忽。

墨西哥的左翼总统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疫情刚爆之时，不断在公开场合与支持者握手、拥抱、亲吻孩子。在2020年3月11日世卫宣告全球大流行之后，他更继续呼吁全国人民“过正常生活”、“带同家人外出吃饭”等等。虽然到3月底佩洛斯已转向落实禁止群聚等抗疫政策，但直至本年疫苗推出后，他起初依然不愿跟各地领袖一样“亲身试打”以减少民众对新疫苗的顾虑。

根据《经济学人》的估算，墨西哥截至5月初的额外死亡人数比其官方记录新冠死亡人数高一倍多。如以此数计算，其新冠死亡人口比例甚至高过一直象征拉美疫苗重心的巴西近半。

至于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巴西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更是将拉丁美洲将抗疫变成政治争斗议题的表表者。从“人终有一死”、“我不是救世主”的出位言论，到出席反抗疫封锁游行；从“打疫苗会变成鳄鱼”、多次拒绝预订辉瑞疫苗，到推广无效药物、威胁出动军队阻止地方政府封城等等，他可算是拉丁美洲政论界所谓“特朗普效应”的“现身说法”。

一左一右政客在抗疫中某程度上的殊途同归，其实凸显出拉丁美洲政治的普遍现象，即拉美的国家政治几乎都被左翼和右翼两类敌对性的意识形态笼罩。在只顾左右、不顾具体政策的背景之下，极易生出民粹主义与敌我矛盾式的政治。

产生于这一套政治文化的国家领袖，只需要是出色的煽动者或宣传者，不必是一个出色的管治者——从每日开数个小时记者会“直通群众”以攻击富商、媒体、政敌的洛佩斯，到经常走上街头参与支持者示威的博尔索纳罗，甚至是如今料将当选秘鲁总统、骑马投票、以推牛下田照片作选举宣传的左翼政治素人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亦是如此。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特朗普效应”更让他们可将一切事情泛政治化，使得民众只顾阵营左右而不顾政府施政。例如在多数墨西哥人都表示不满经济、公众安全和贪污之际，以这些项目为施政主打、至今执政近三年的洛佩斯因其直通选民之才却依然保有六成民望拥护。

疫情一到，这种政治文化下的领袖当然无从招架，甚至把抗疫政策倒行逆施。

“不健康程度”追欧赶美
医疗体系却远远落后

除了政治管治能力不足之外，拉丁美洲的医疗体系普遍都处于资源短缺的局面，一遇新冠就不堪一击。以人均医疗开支而言，即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式计算，拉丁美洲各个主要国家都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水准较高的古巴、智利、阿根廷，只在OECD水平的一半；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则只及其四分之一左右；委内瑞拉之数更比OECD的低超过24倍。

医疗开支的不足就反映在其医生、护士、病床的不足之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33国，每千人的医生数量只得两位，低于OECD的3.5位平均值；其每千人的护士数量更只得2.8位，比OECD平均值低出两倍以上；其每千人病床数只为2.1，也远低于OECD的4.7平均值。

在医疗资源不足之余，政府的财政保障也严重不足，有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医疗开支须由用者自付，此数在墨西哥高达40%，而在自称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更高达63%。在智利这个高举资本主义的国家，更有近15%家庭表示其收入有10%以上用于医疗。

而且，由于医疗专业人员与病人之间的资讯不平衡，没有政府充足监管和相关专业文化的养成，贪腐将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数字，在秘鲁、智利、委内瑞拉、巴西和哥伦比亚，有超过五成人认为卫生部门腐败，而此数在墨西哥也超过四成。

此等情势之下，人们有病求医的习惯就比较弱，因此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人均求诊数都比OECD国家还是低上两三倍。

如果拉美人口的整个健康状况甚佳，这也许不会构成重大风险。可惜，拉美的“不健康”程度堪比OECD较富裕国家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拉美33国的平均女性成人超重比例超过六成，稍高于OECD国家，其男性超重比例则在五成多的水平，稍低于OECD国家。在表现较佳的国家，如巴西，两组数字都在五成之上。而在以墨西哥版可乐（Mexicoke）闻名、人均汽水年饮用量高达163公升的墨西哥，其男女超重比例都高达七成。

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管治失效、自费开支高昂、普遍健康情况不佳的种种背景之下，像新冠疫情般的灾难性冲击一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解决不了“饭碗问题”
抗疫封锁亦属枉然

要击败新冠病毒，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全民隔离，只要全世界78亿人能各自“完美地”保持社交距离几个星期，病毒传播将自然消失。当然，要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推行这种“简单直接”的措施，极其困难——其中一个主因是，隔离之际，人也要吃饭，不然还未病死就先得饿死。在推行各种隔离性的抗疫封锁措施之际，各国政府所要处理的最大困难就是要解决这种“饭碗问题”。

在收入极其不均的拉美，不少人都处于手停口停的景况，因此抗疫政策不得不先考虑到这个“饭碗问题”。根据“全球不平等资料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数字，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10%人占全国总收入的55.7%（2019年数字），比以贫富悬殊闻名的美国还要高出超过十个百分点。其中，在智利、巴西、墨西哥三国，此数更分别高达60%、57%及58%。

这就显示出政府“派钱”救急的必要性。然而，不少素来财政状况不佳的拉美政府都不敢大增开支。根据《经济学人》的估算，拉美国家整体的抗疫救济规模及得上因疫情损失经济产值的28%；相较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却花费了高达其疫情损失数倍的额外开支作救市之用。虽然后者如今有可能造成通胀隐忧，但至少能补足疫情损失程度的财政救济实不可免——这却是不少拉美国家未做做到的事。

非正式经济导致抗疫失败

同时，由于部份拉丁美洲国家没有接触银行服务的人口比例极高，即使国家政府愿意“派钱”，人民也不能安内家中收钱。在墨西哥，有63%人没有银行户口；在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此数也在50%以上。例如在秘鲁，此等情况就迫使人们要亲身到银行领取救济，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与国家抗疫封锁的目标背道而驰。

没有银行户口，只是拉丁美洲地下经济的表征。根据2018年的数字，拉丁美洲有超过一半就业人口属非正式劳工（总数近1.4亿人）。由于这些人大多属于手停口停的经济阶层，而且不少人家住难以进行隔离的贫民区（例诸巴西著名的“favela”），使得他们只能在挨饿、违法、冒传播或感染新冠病毒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这些非正式劳工主要是以人与人接触的服务性行业为主，也没有正式劳工的保障，使他们成为疫情当中最为深受打击的一群。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疫情之初就曾估计，非正式经济中的总收入因抗疫措施下跌高达八成，并导致当中的贫穷人口上升一半。

“高度发展”的非正经济就使得疫情封锁对拉美经济的打击尤其严重。这种经济结构也反映了一个南美大多数国家的难题，即其经济百多年来都未能摆脱对初阶商品出口的依赖，从而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可见，绝大多数南美洲国家的商品出口占其总出口比例高达六成或八成以上。

长久以来，此等经济结构令到南美国家经济难以逃脱国际商品市场起落的摆布。在疫情之中，更使到这些国家因为财政不稳、难以“派钱”救助大量非正式劳工，一方面令到经济大受打击，另一方面也使到抗疫封锁政策失效。

从上述种种拉美国家的背景可见，其疫情之严重所突显出来的正正是这些由来已久的政治、管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未来得不到解决，到下一次的全球性灾难，与此次疫情一般同样惨重的教训依然会重临拉美。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单靠选举一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极端革新派政客上台即可。然而，在民众极待问题得到解决之际，这似乎是他们的选项。

（下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