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裸战・七｜张登及：中美“双百年” 竞争性共存的考验
多维新闻“中美裸战”系列文章共七篇，本篇为第七篇。兹授权转载。
抗疫战佳绩：制度优势支撑中共百年大庆
2021年将迎来中共“建党百年”，同时也是中共“十九大”迈向“二十大”的关键年。依照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诠释，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的10年，中共执政的成绩是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思路，基本赢得举世罕见的超大型后发国家“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人均所得站上万元水平（美元），提前完成邓小平预期“21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的国家战略目标。
在向百年“冲刺”之际，新冠疫情半道杀出，一度有黑云压城、阻断发展的态势。但中共善用其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湖北省第一波爆发后，几乎完全控制疫情，成绩遥遥领先百多年前叩关迫使中国苦苦学习追赶的欧美西方国家，用具体明确的“中国故事”夯实了“四个自信”的基础，客观上也映照出了中国更加“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锋芒。
在美西方以疫情为由大力遏制中国产业链、发起多种制裁与贸易与金融战的极为不利环境下，2020年中国仍继续维持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外资投资目的国；印度疫情失控，“中国工厂”又挺身备援，维持世界最大工业出口国地位，并首度登上全球500大企业占比第一。RCEP签署、北斗三号卫星系统开通、自制航母山东舰成军、祝融号完成登陆火星、国药疫苗成为世卫批准的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疫苗，都令管治世界近200年的西方列强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中方在疫情中豪语承诺将在2030年达成“碳峰值”、2060年达成“碳中和”，迫使美国拜登政府加码宣示2050年就要达标碳中和。可以说，十八大到十九大这10年，中共不仅初步奠定了总量上“富起来”的基础，其“强起来”的趋势，也已经对长期位居物质、制度与文明优势的美国，造成了比冷战对手苏联更全面的竞争压力。
民粹成内忧：美国百年优势面临大考
疫情之前，西方自由制度主义创始者之一的哈佛教授奈伊（Joseph Nye）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美国霸权的兴衰：从威尔逊到特朗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西方有识者探讨“强权的兴衰”以自我警惕，所在多有。此文令人怵然心惊之处不是“兴、衰”，而是副标题“从威尔逊到特朗普”。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奉为圭臬的《十四点原则》，到奈伊发文、特朗普大搞单边主义与贸易战之时，正好是100周年。如果再回头看一下西洋外交史，从维也纳会议到巴黎和会，也大约是100年。这两个西方的100年，如果穿插进柏林会议、金山和会，则很少有大战后的和平秩序能维持超过70年。
知名评论家札卡利亚（Fareed Zakaria）同一年在《外交事务》所撰的《美国权力的自我崩坏》（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也承认历史上没有永远的霸主。而且当今现状霸权秩序不是始于70年前，而应从苏联解体起算，到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权威才登上高峰。所以美国登峰迄今不到30年，竟已走到了“自我崩坏”的边缘。笔者认为奈伊撰文的百年隐喻，与札卡利亚的盛世危言，并没有呼应“中共百年”之意；只是希望用言过其实，使华府从错误回头，却正好撞上了中国初步完成“富起来”的中共建党百年。
奈伊承认美国百年优势受到考验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当然是中国崛起。但前所未见的内因，却是国内社会的分裂，使自己从曲解威尔逊主义，走到特朗普主义，正好掉进了“反威尔逊时刻”（Anti-Wilson Moment）。美国面对自己一手创建、主持、搅乱的霸权秩序，领导层的理念发生这样大的裂隙，是二战结束、70余年来仅见。
小布什的中东战争与新20年危机
列宁曾经说过，“最坚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美国霸权的核心病症，绝非来自俄、中等列强的军事、经济挑战或信息战。所谓“锐实力”、“认知战”，更是推卸治理失败、没有学术严谨度，只是卸责、带风向的肤浅概念。小布什的中东战争折损了霸主的威信、激起了极端主义、文明冲突为底色的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利用资讯科技反击，不过就是回敬美欧百年来施加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认知战、锐实力。
非裔当选的奥巴马（Barack Obama）诉求团结进步，原本带来“欧记中兴”的一线曙光，也获得从中东到亚洲普遍的欢迎，却挑起美国自己内部宗教保守主义、白人至上论、失落的铁锈带选民，与反全球化的失落中产者的群起反对。奥巴马遂不得不扬弃“超党派”主轴，直接诉诸东西岸、移民后裔、妇女、都会、年轻人等“进步”选票反制，形成特朗普时代迄今，众多国内重大议题相持不下的50vs.50的两极对立。美国政治气氛，也从“希望、改变、超党派”，一步步走向民粹式的“恐惧、愤怒与分裂”（fear, anger, divide）。这个趋势去年美国公广集团（PBS）纪录片《美国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America's Great Divide）有深刻与细致的探讨，对美国外交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无巧不成书。从小布什时代的渐变到特朗普末期的巨变，恰巧是20年。这个巧合，又呼应了现代现实主义奠基之作：英国学者卡尔（Edward H. Carr）的《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is）。卡尔的“危机”是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1919-1939），1919年一战结束，1939年欧战爆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末期（2001-2021），也刚好是20年，从东欧到中东、西太平洋，大国战争的火种不但没有熄灭，反而因为霸主的病征和掌舵者言行脱序，更接近燃点。华府现在面对的乌克兰与巴勒斯坦危机，只是霸权秩序体内，地缘政治慢性病的延续。拜登虽指明中国才是主要挑战，但如果无法从分裂社会与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中自救，仅继续吃“例外论”的老本，依靠拉拢G7、北约、四方机制（Quad）与大洒币等旧招，难免有合纵松散、外强中干、通胀反噬的综合风险。则第二个20年危机，未必不会再次走向大战；其差别是，这次大战有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战”。
“接触失败论”的启发：美中竞争性共存
特朗普执政后期，在对华政策辩论中出现了一个至今盛行的观点：“接触失败论”（failure of engagement）。此论的核心是“接触”未能导致中国“民主化”（即“和平演变”），反而被北京利用接触获得的资源实现和平崛起、熟悉国际组织领导权、甚至“富起来”，触发体系权力移转。接触失败论之所以过去没有振作，据说是被另一个还未彻底失势的“崩溃论”所稀释。崩溃论否定中国可能崛起，反而认为崩溃会为西方带来瘟疫、难民等“低端威胁”。但中国迟迟不崩溃，于是崩溃论又被“威权韧性论”（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取代。接触失败论某种意义上的同义词，就是韧性论：善于学习与调适的中共，完胜了“接触战略”。据说接触浪费的时间，正好被“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所用，耽误了美国的优势，又是20年。
但从1996年白宫发布的《接触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接触战略”原本的精神是通过“竞争性共存”维系优势。2000年之后陆续出现的颜色革命，甚至后来的各地的“政权改造”，并不在接触战略的目标中。反而叶尔钦末期的俄国一蹶不振，使小布什时代的美国更加自信，更常采用例外、单边手段。可以说在钱尼（Dick Cheney）——伦斯斐（Donald Rumsfeld）路线下，“接触战略”早已寿终正寝，剩下的是单极的全力扩张。直到奥巴马上台，接触战略才有所恢复，但美国朝野分裂已经明确，世局也不复当年。
可见接触失败论者假设1990年代接触战略就是要在大陆搞“颜色革命”，是移花接木的谬误。该论又假定中国“被接触”后理应归顺美国秩序，又是刻意简化问题的谬误。毕竟不仅中国从十九世纪“被接触”至今，从没有全面接受西方价值，霸主美国也多半也是“例外性适用”自己“基于规则”的秩序。其他“被接触”后民主倒退、民粹兴起的东欧与亚、非、拉国家遍地都是，只突出接触中国失败，主因其实是中国不但未沦为“失败国家”，还摇身一变，成为现状秩序内第二大经济体，站稳了“一超之下首极”的位置。
美中管控战略竞斗，各方应戒慎冷静
接触失败论的谬误，其实证明了原本战略目标有节制的“接触论”，反而有利美国在竞争性共存中维持主导。完全抛弃接触，采行蓬佩奥——班农式（Stephen Bannon）的超冷战、推倒政权的对华竞争，不但很难削弱北京精炼百年的锐利体制，反而将真正终结“自由国际秩序”。
不仅华府应该戒除例外论的傲慢与接触失败论的惶恐，北京也应该在百年党庆之际，慎思中美战略竞斗的风险。在当今濒临总体恶化、针锋相对批判不断的中美关系中，大陆的社会弥漫着高估美国衰弱、低估华府有效合纵的氛围，预期着容易在多个领域顺利突围，实现复兴。领导层的奋发进取与民间的高调自信，更促进美国朝野与整个西方杯弓蛇影，偏好全政府、全领域，甚至全基督教世界的对抗政策。现实地说，当前美中两强价值对抗与资源动员的态势，恐怕正朝1900年后的英德关系接近，这对崛起一方明显更为不利。
资深国关学者时殷弘认为邓小平“相对审慎、国内优先、遇险退避、不惮让步”的战略遗产，也是当前美中透过有限接触与危机管控，处理脆弱关系的特征。只是碍于某些内政因素，最重要的“不惮让步”最难达成。对中方，像是国有制与港台问题，涉及“总体安全观”的政权安全与体制安全核心。对美国，激进进步派自由主义固然有助压制特朗普粉丝，却极可能重蹈过度扩张，既疏离某些重要的威权盟友，又迫使俄、中更加靠近。至于能否在20年危机之后抓紧西方联盟，恐怕除了堪培拉、东京与目前“一边倒”的台北，连欧盟都在未定之天。
中小单元夹处在激烈竞争的两强中间，本来极为困难。如果两强实力差距明显，或者一方进攻用意明确，中小单元自然会选择“一边倒”。如果两强实力接近中，但战略意图稳定，则中小单元仍有不使竞争波及自己的避险空间。若是两强实力逐渐接近但战略意图缺乏共识，争夺前线的需求和压力便会大增，还会直接干涉第三方的内部秩序。如果前线中小单元因为身份与认同的强烈偏向，缺乏策略选择的弹性，更可能先面临生存风险。
1914年6月28日的前几年，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繁荣鼎盛的欧洲，会在短时间内陷入血腥的世界大战。就是6月28日之后几天看起来，冲突也将只限于“某个区域”，大国参战显得相当遥远。萨拉热窝的一个凶杀，仿佛仅是某地狂热民族主义者偶然搅起的幻术，大国们会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维持“竞争性共存”。当然，历史告诉我们结局并非如此。幻术转瞬间就变成了“八月炮火”，大火还烧到太平洋西岸，最终竟借由巴黎和会，揭开了中共百年的序幕。
结构与地理规定了必然，但历史仍在必然中，让偶然适度发挥，稍稍驱散阴郁的决定论。大西洋的八月砲火，在欧洲埋葬了三千万军民，在太平洋催生了美国百年霸业和中共的兴起。现在挟带核武的砲火幽灵来到太平洋上空盘旋，人们要借助历史擦亮眼睛，冷静看清必然的构造，逃脱结构的献祭，才能得到偶然的庇护。
（本文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