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政策：“尼克逊冲击”与“米兰缺陷”｜安邦智库

据媒体广泛的报道，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曾试图在近期的一场会议中安抚主要债券投资者，但他的努力显得颇为吃力。米兰曾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短暂担任过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2024年12月，特朗普提名米兰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这也是总统经济政策方面最关键的角色之一。

去年11月，他撰写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被市场称为《海湖庄园协议》。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具体目标——减少贸易逆差、重振美国制造业、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要求其他国家共同承担维护美元霸权的成本。

知情人士透露，4月25日，米兰在毗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会见了约15名金融机构的代表，包括对冲基金Balyasny、Tudor和Citadel，以及资产管理公司PGIM和贝莱德的代表。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米兰在关税政策和金融市场方面的表述“语焉不详”或“逻辑混乱”，其中一人称米兰已经“难以应付”。一位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说道：“只要有人向米兰提问，局面就崩了。当面对一群知识渊博的听众时，讨论的要点很快就会被驳倒。”

今年4月2日，在特朗普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后，美国股市和债市发生了剧烈波动。欧洲等国家在华尔街支持下，趁势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地缘金融战争，大量资本从美债流出，导致美债的收益率高企。此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部分国家暂停征收90天“对等关税”，全球市场稍有企稳，但许多投资者依然紧张不安，并未形成新的共识，这是米兰召集华尔街大佬开会解释政策的原因。

米兰，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核心智囊，并且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获得的评价较高。不过，米兰毕竟仅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这样的人在美国政府体系中，比比皆是，他们通常都是在政府体系内做一些助手性质的工作，利用经济学知识，起草一些政策文件，帮助那些来自各行各业对经济基本茫然无知的参议员、部长做一些文件工作而已。

这样的人与华尔街那些在资本市场中厮杀的资本大鳄，以及老练的政策老手相比，缺乏系统性的认知，更谈不上系统性政策（战略性政策）的驾驭能力。所以，回答不上这些老手的问题，在协调会议中出现“卡壳”，就很正常了。在美国那种讲究专业分科的社会，像米兰这样的人，总是就经济谈经济，就金融论金融，他怎么会想到利用乌克兰战争来调控华尔街金融市场？他在大学里就没学过这些系统性的战略杠杆。他的教授，最多也就只能引经据典，从历史角度给你讲讲而已。所以米兰在关键场合出现“缺乏说服力”的状况，实际也完全正常。

根据现在的世界形势，真正值得对比研究的是“尼克逊冲击”所导致的震动和影响。

所谓的“尼克逊冲击”（Nixon Shock）是指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逊宣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包括暂停美元与黄金的直接兑换（关闭黄金窗口）、实施90天工资和物价管制，以及对所有应税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号称附加税）。

尼克逊这样做也有一些理由，主要的原因跟今天差不多，也是因为美欧关系的复杂性，当时的瑞士、法国、英国要求将美元兑换为黄金，仅仅是在1971年7至8月，瑞士就兑换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法国兑现了1.91亿美元的黄金，英国要求将30亿美元的黄金从诺克斯堡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些欧洲人“抢”黄金的行动，极大的加大了美元压力，迫使他必须采取措施，这种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背景是过去所忽略的。

增加关税的政策目的及其设计是，1、通过加征10%的进口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如日本、西德）重新评估其货币，实现升值，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元国际地位。2、争取贸易平衡，提高进口商品成本，通过减少进口，促进出口，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目标为130亿美元改善）。3、赢得政治支持，通过保护国内产业如制造业，争取公众支持，应对1972年总统选举压力。尼克逊政府加关税的法律依据与特朗普政府几乎一样，同样也是《1917年与敌国贸易法》（TWEA）。

从战略性政策的设计角度来看，本来特朗普政府只要参照尼克逊的政策略微调整即可达到并实现政策目标，但特朗普出于自己的政治考虑，粗暴而草率的将关税翻了好几倍，这就导致了完全“不可控的情况”出现，资本用脚投票，美债收益率飙升，欧元趁机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增加关税并非就是为了实现制造业的回归，当年尼克逊政府就是将关税作为“谈判杠杆”来使用的，目的是施压日本等制造业国家，同意本国货币的升值。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的著名金融学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也认为，增加关税是“必要的谈判策略”，可以迫使竞争对手让步。

那么“尼克逊冲击”是否成功实现了政策目标？

这个问题的答案，客观而准确的来说，是部分成功，部分失败。1973年2月美元实现了贬值，3月份G-10国家集团批准了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不过，增加关税的措施与政策设计不同的是，美元出现了长期贬值，整个1970年代，美元下跌了约三分之一。此外，增加关税对贸易平衡的直接贡献也有限，实际贡献是由“意外”因素造成的，1971年秋季，美国东海岸港口出现了大罢工，而且持续数月之久，实际减少了进口量。在汇率方面，这个政策实现了目标，美元对当时主要货币如西德马克和日元出现了浮动升值，但这也使得进口商品更加昂贵。

“尼克逊冲击”在政治方面，则是大获成功。通过保护国内产业和应对“外国价格掠夺者”（foreign price-gougers）尼克逊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为1972年的大胜奠定基础。当时，美国的媒体也承认这一点，将“尼克逊冲击”视为是政治成功。1971年8月16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3点，创当时的最大单日涨幅。《纽约时报》社论称“我们不敢谴责总统的果敢行动”。

从“尼克逊冲击”的副作用来看，显然增加了1970年代的滞胀，1973-1975年美国滞胀的现象，通胀率高达11%，失业率为8.5%。从这一点出发，在经济数据的视角来看，可以认为“尼克逊冲击”的政策是失败的。不过，很显然美国社会对此的忍耐度也超出了金融市场的预计，因为他们依旧支持尼克逊政府，并且使其大比例赢得大选。所以同样的问题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对于通胀的政治效应不宜被高估。

在贸易改善方面，“尼克逊冲击”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改善相当有限，1972年时仍有65亿美元，而且随着1973-1975年预算增加、滞胀和汇率浮动带来的不稳定，对美国贸易的影响并非正面。所以类似的战略性政策，对美国贸易地位的改善也可以被视为失败。

那么对于未来特朗普政策的底线如何判断？

参照“尼克逊冲击”时期的政策演变，可以推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演变，尤其是当其灵魂人物米兰尚有能力进行修正的时候，特朗普政策有一定机率将会出现某些改变。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原本就宣布过基线关税是10%，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大幅调低关税比例，使之在5%至10%，不至于出现政治麻烦，容易进行解释。同时，这个比例的“对等关税”，实际对于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也是有实质性帮助的。因为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大致是在5%-10%左右，高科技业表现好的则有10%-20%，至于苹果手机那样的典型制造业，则有30%-40%的利润率。显然，10%的成本增加对于制造业净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依旧会促使他们回归主要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东南亚和日韩等国，成功将特朗普的政策焦点转移到中国一家之际，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甚至还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普遍支持，等于是在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了合理化。当“对等关税”的问题解决之后，美国经济和产业实际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充满不确定的实际是欧洲，因为欧洲陷入乌克兰战争的僵局是肯定的，即便是乌克兰实现了“和平”，面对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欧洲也根本无力负担，所以全球资本实际没地方可去，最终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很大。

从欧美之间的竞争角度来看，欧洲各国进步派政府实际在做的，只是一种“最后的抵抗”，逆全球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欧洲，这一点早晚会成为全球市场的共识，右翼保守主义甚至是极端右翼，一定会在欧洲崛起成为主流，这一点与美国现在是一样的。

最终分析结论：

对于当下的经济和政策演变，“尼克逊冲击”造成的影响与反应值得对比研究。可以推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演变，尤其是当其灵魂人物米兰尚有能力进行修正的时候，特朗普政策有一定机率将会出现某些改变。实际上，欧美竞争下，欧洲各国进步派政府实际在做的，只是一种“最后的抵抗”，逆全球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欧洲，这一点早晚会成为全球市场的共识，右翼保守主义甚至是极端右翼，一定会在欧洲崛起成为主流，这一点与美国现在是一样的。

本文原载于2025年5月5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