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停火抛弃欧洲：特朗普想成为“逆向的基辛格”？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2月12日表示，他当日上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普丁或蒲亭）进行约90分钟通话，双方同意立即就终止俄乌战争展开谈判，其后又指他可能很快就会在沙特阿拉伯与对方会面。

与此同时，美国防长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会议上透露了可能的停火协议内容，他认为让乌克兰恢复战前的领土范围，包括回到2014年克里米亚被俄方吞并前，是不切实际，应结合同盟的力量和对战场情况作出实际评估，又指让乌方加入北约也不是终结战争协议中的可行举措。

“淡出欧洲重返亚洲”策略

实际的协议内容虽未明确，但海格塞斯提出的大方向与俄方提出谈判的条件非常类似。俄方此前经常强调要乌克兰、欧美将“在地军事情况”纳入谈判考量中，并要求乌军必须撤出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四州全境，并放弃其主权，且必须宣布放弃加入北约的意向。

更甚的是，海格塞斯反而敦促欧洲北约盟友自行承担更多安全责任，未来应由欧方向乌克兰提供大部份的致命和非致命援助，对乌克兰的战后安全保障也应由欧洲或非欧洲部队提供支持，且不应列入北约的编制中。

尽管特朗普政府经常闭口不谈其外交政策的真正动机，但海格塞斯在同一场合上已为相关外交转向提供解释。他认为，中国兼具威胁美国在本土、印太地区“核心国家利益”的能力和企图。美方因此须把注意力优先放在阻吓中国上，并坦言战略现实促使其无法再聚焦欧洲的安全。

俄罗斯难独霸欧洲？

特朗普与海格塞斯的言论当然立刻引起外界的哗然，但事实上此等言论背后的战略逻辑早已在外交界，尤其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中讨论多年。该流派关注国家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并非常着重国家间的权力平衡。

在这种观点下，他们反对美国在冷战结束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后，仍积极介入全球各地的事务，卷入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中；认为只有在地区国家将成为区域霸权挑战到美国时，美国才应介入制衡。因此，支持“现实主义”的外交人士认为美国应逐步将欧洲事务交欧洲处理，正正与特朗普及海格塞斯的言论一致。

客观而言，即使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无法与整个北约欧洲成员国对抗。而在经过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后，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已大不与前。在经济上，俄罗斯2024年的年通膨率高达到9.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俄罗斯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只有1.4%；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专家表示，俄罗斯虽拥有至少有再延长战争一年所需的资源，但在军备方面，尤其是坦克装备上，却面临严重短缺。

特朗普绝非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既然俄罗斯在状态最佳的情况下，都无法对欧洲整体造成威胁，他或认为给予俄方少许“甜头”，让美国不必卷入欧洲冲突、不必再为此付出回报不成比例的金援、并消除掉由俄乌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是一宗有利的交易。

现实主义：势力范围是关键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为了维持权力平衡，也认为外交决策者应关注避免不必要地介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既然俄罗斯无法在欧洲挑战美国，那美国也不应过度介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前国务卿、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本人也反对北约在冷战后持续东扩，与其让乌克兰成为战场，倒不如让其成为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中立缓冲区。

从特朗普最近与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引发外交争议可见，他似乎亦相对重视势力范围划分的概念，因此他才会认同海格塞斯关于乌克兰不应加入北约的言论。而事实上特朗普正是认为中国已侵闯到有美国“后花院”之称的拉丁美洲，才会发表要从中国“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

此等主张看起来很激进，但其实呼应了美国“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虽反对美国无故介入地缘事务，但当有势力挑战到美国的霸权时，便应作出反制措施。而现代美国的“现实主义者”皆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首要挑战，美国应从其他地区“撤退”专心在印太地区抗中。

尽管特朗普对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对美国的威胁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他所表达出的正是中国作为崛起国家“侵犯”到自身势力范围的不满，犹如北约东扩被视为闯进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一样。

如果制衡中国是特朗普政府的动机，外界猜测对俄罗斯提出有利的倡议，或意味着特朗普将参考基辛格在冷战时期实行的“联中制俄”政策，为落实“联俄制中”大战略铺路。

铺路促成“联俄制中”？

当年基辛格建基于权力平衡的思维，在冷战期间执行“联中制俄”的战略，透过与中国联手制衡盛极一时的前苏联。特朗普也可能希望照板煮碗，实施“联俄制中”的策略，避免在俄乌战争议题上刺激俄罗斯，使后者放弃亲近中国。

从国际局势上看，俄罗斯与中国双方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反制美国”立场所粘合而成的友谊，自俄乌冲突于2014年激化后，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日益恶化，欧美陆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把俄罗斯推向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几天，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一项“无上限”伙伴关系，而在战争爆发后，两国继续加强联系，中国更被指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

实际上两国其实并无“自然”成为同盟的因素，尤其是中俄的战略观却有著根本的差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在区域和全球稳定方面的利益远大于俄罗斯，因此若非美国这个外部因素，中方很可能早已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亦无意成为北京的次要合作伙伴，因此它才会积极寻求扩大与伊朗、朝鲜等国的接触。

尤其是俄罗斯向西方靠拢其实并非没历史先例，俄方在冷战结束后，曾打算加入北约这个“西方俱乐部”，就连普京本人也在一场访谈中提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2人就曾经讨论俄罗斯加入北约一事，可惜最终不能成事。

从上述可见，中俄友谊并非真的完全密不可分，“联俄制中”理论上可能也有成功的机会。不过，这套策略却面临众多现实军事、经济上的限制。

过去多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已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而相关合作难以只靠单一外交事件而发生变化，例如两国去年7月就曾在南海举行了海上军演，又联合派遣远程轰炸机巡逻阿拉斯加，一度迫使美国、加拿大出动军机拦截。这些联合军事行动由复杂的制度所形成，建立双边军事合作很难，但贸然取消亦非易事。

再者，俄罗斯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过去两年来，俄罗斯40%的进口产品来自中国，30%的出口产品销往中国，而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2025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种根深蒂固的贸易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倘美国想扭转这种依赖，单靠在达成停火协议取消对俄制裁远远不足够，美方必须另以各种措施增加与俄贸易，但在特朗普大打贸易战、宣布计划向所有国家开征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的情况下，美俄双边贸易似乎难有喜色。

不过特朗普政府上任一个月多，出现不一致的外交大战略已是家常便饭之事，海格塞斯以抗中为由扬言要把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地区，特朗普却宣称美国要“接管加沙”－倘属实将可能是美国史上介入中东最广泛的行为。因此，可能要到美国官员14日与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俄方官员举行会面，甚至未来可能于沙特举行的特普会后，才能确认特朗普在俄乌停火事宜上划下“红线”背后的大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