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　台湾学者激辩中印冲突根源｜专家有话说

2月20日，台湾大学中国大陆事务学会、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合办学术讲座，邀请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启讷，以“中印关系的两种空间脉络”为题，回顾历史递进中的中印互动，以及英国殖民势力进入亚洲后，对近代中印冲突的激化与形塑。

虚拟的精神空间与西藏

演讲之初，吴启讷介绍中印关系的传统脉络：精神的虚拟空间。由地理条件观之，中印之间曾存在多个缓冲政体，双方邻接地又非自身核心地带，故过往多仅能凭想象构建对方形象。而细究想象内容，中印的需求图景互不相同。

吴启讷指出，对传统中国而言，其民间虽有传统信仰，但更多是萨满体系的延伸，故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对宗教的渴求，印度便填补了此般空缺。以《西游记》为例，其叙事主轴为“为求解脱而赴西天取经”，便是传统中国对印度的宗教原乡想象。虽说此书亦对佛教提出质疑，并带有些许“中国式东方主义”色彩，却无损其作为印度想象文本的地位。

而相较中国的宗教精神需求，印度对中国的想象相对模糊，尽管其亦吸纳不少中国文化符码，却未有清晰意识。但在近代印度建构历史主体的过程中，其凭借不少中国历史纪录，界定了自身的古代角色，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法显的《佛国记》等。

而如此以宗教为主体的想象空间，让西藏的政治秩序得与中国顺利衔接，同时避免了中印政治核心空间的直接碰触。吴启讷分析，吐蕃王朝解体后，当地分裂出几十余个政治实体，各统治者主要凭借两大基础服众，一是赞普世系血统，二是源自印度的佛教信仰，例如唃厮啰便与西夏结盟，令其承认己身的佛教权威，同时又与宋朝交好，以“一身两属”的角色遂行统治。政教合一于是渐成传统西藏的治理基础。

吴启讷指出，元朝以后，西藏进入中国版图，蒙古人虽以汉人的儒家官僚体系管理中原农耕地区，但面对西藏时，仍借用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体系，以册封上师、管理寺院等方式遂行统治。而这般统治策略又为明清所继承，长年以来，中原统治者皆以分封佛子、法王的方式管理西藏，西藏亦需中原统治者的分封，为己身政治正当性背书，“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即为上述互动的产物之一。

殖民空间与分裂中国

然而上述平衡终因殖民年代的到来而崩解，中印之间因英国而浮现第二种互动脉络：殖民空间。

吴启讷分析，19世纪的英国自认在亚洲有两大障碍，其一为中国，其二为俄国，后者尤其对西藏具有领土野心，将威胁英国于印度的战略利益。在此脉络下，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持续向北境推进，并开始了对缅北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经营。

在伊洛瓦底江等上缅甸地区，英国渗入克钦人等少数民族社群，借大规模传教改造其信仰生态，并透过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扶持，将少数民族拉拢为牵制缅族的亲英势力，成为今日的缅甸“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僵局根源；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英国亦透过地理勘查、舆图测绘等技巧，画下了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令其成为近代中印边境冲突的起火点。

而由更大脉络观之，吴启讷认为，英国对中印边界的操弄与干涉，既映射新空间观的侵入，更暴露西方殖民大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其以乾隆时期对英通商之辩为例，指出马加尔尼遭拒背后，暗藏了乾隆的两大政治考虑，其一是通商虽可增加税收，却也易让民心思变，导致王朝控制力下降；其二，乾隆知悉英国早已控制印度，倘若过度引入英国势力，恐令西藏与缅甸进一步失守。

上述决策看似仅为通商之争，实则体现中国抗拒西方试图分裂的力道。吴启讷补充，近代中国史上两次统一，一为蒋介石的北伐，一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位领导人看似政治立场互异，实则皆为反抗西方对中国的分裂。而如此斗争往复出现、循环，以1962年的中印战争为例，即便彼时美苏共享冷战的对峙脉络，双方仍在此冲突中声援印度，共谴中国的领土主张毫无道理。时至今日，分裂张力仍在。

吴启讷分析，在空间的概念外，中印关系的另一变数乃是殖民。于印度而言，殖民带来了统一；对中国来说，殖民则意味裂解。故印度必须继承殖民遗产，而中国则必须去殖民化。

传统西藏如何看待中印

演讲结束后，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主持讨论。

石之瑜首先探讨，传统西藏身为中印之间的特殊缓冲带，其如何理解中原统治者与印度？对此吴启讷回复，以清朝时期的藏文历史著作为例，其书写重点包含中印两国，对印度往往由宗教史视角出发，对中国的则与汉人史学家近似，采用了朝代史叙事手法。但双方仍有一视角差异，即西藏史学家认为，凡统治中原者即为正统，故其反比汉人史学家更早承认辽金元清的正统性。

吴启讷亦补充，传统西藏面对来自印度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习俗，亦有记载。然有鉴于当地的藏传佛教世界观，传统西藏史学家难以掌握一神教教义，而是倾向以多神教叙事来记载，且字里行间极度重视宗教仪式，而非实质内容。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王雨舟亦提问，若将传统西藏视为喜马拉雅区域秩序的一员，不知其如何看待廓尔克（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区域角色？对此吴启讷指出，在传统西藏政治精英眼中，锡金、不丹、廓尔克皆为己身边缘，毕竟拉萨乃是该区域的政治与宗教中心，既有来自中原统治者的册封背书，亦吸引周遭政治实体前来学习宗教知识。

分裂与新空间

而针对“肢解中国”的议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亦探讨，伴随西方挟工业优势的全球崛起，肢解的手段似乎成其扩张影响力的普遍手段。除却中国，17世纪后的西方强权但凡遇上东方帝国或文明，往往会产生强大的分裂动力。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崩解，以及20世纪后的苏联崩解。在此脉络下，普京（Vladimir Putin）对克里米亚的收复、对白俄罗斯的拉拢，或可视作抵抗分裂的举措，可与演讲中提到的蒋毛统一中国相呼应。

吴启讷对此表示认同，并补充中国与前述两大帝国的差异。首先，在奥斯曼与苏联中，突厥人与俄罗斯人的人口占比，皆不如汉人在中国的占比高；其次，突厥人与俄罗斯人在各自国内，皆不具文明优越感，故难以推动文化融合政策，致使苏联与奥斯曼的分裂，相较中国容易许多。

而就此脉络，石之瑜提出另一视角，即“空间的有效性”。其认为西方这般以疆界、土地为基础的肢解模式，将会诱发另一盲点，即除却疆域外，其不知如何理解世界。石之瑜以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入侵为例，指出美国盲目以传统的疆域观理解恐怖主义，以为入侵实体国家便可遏制极端伊斯兰的扩散，结果反令局面日渐劣化。

对此吴启讷补充，中国亦有过“空间的争论”，例如清末针对新疆的海防、塞防之争。彼时李鸿章主张，新疆领土面积虽大，但防守成本过高，朝廷应把重心移至琉球与台湾，建立海洋上的虚空间；左宗棠的立场则与慈禧太后的“面积空间思维”相重合，主张塞防高过海防，正如国共内战时，蒋介石亦驳斥弃守新疆、东北的主张般，面积空间思维再次胜出。

张登及亦补充，海塞之争应也是帝国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出现的策略过程。吴启讷表示认同，并指出当年李鸿章亦预言，倘若清朝决意重视塞防，则海防必然羸弱，台湾或将不保。历史也果真如此发展。

而提及台海情势，石之瑜亦探讨，台湾当今急于成为“主权国家”、进入国际法体系的需求，也是西方带来的空间观念形塑而成。主权、领土等元素借国际政治学席卷亚洲知识界，成为某种催发政治实体焦虑的媒介，故国际政治学亦可被视作“肢解的话语”。

中印互动与达赖议题

而在中印互动上，台湾大学哲学系学生张兴祥提问，中印局内人或许较有民族情绪，但海外印度人与华人不知是否亦有敌视情绪？对此吴启讷表示，海外印度人往往因自身英语能力、高管位阶而较有优越感，连印度本土学界直至2000年时都认为，印度的发展模式胜过中国模式，甚至许多印度汉学家不学中文。

石之瑜对此补充，许多出身英国前殖民地的汉学家，倘若其非华人，便往往少有学中文的需求，因其认为英语文献已堪使用。不仅印度如此，马来西亚、新加坡汉学界亦有此传统。

而针对西藏在中印之间的角色，王雨舟亦提出问题，即流亡的达赖政权，会否成为印度分裂西藏的施力点？对此吴启讷分析，如今的达赖在西藏的重要性已不如过往，毕竟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后，许多获释的西藏喇嘛开始展现酒色财气的世俗面，削弱了藏传佛教的整体形象，加上许多藏人走出高原求学、经商，西藏迎来了市场化力道，物质价值逐渐超越宗教意义，无形中亦动摇了达赖的宗教权威。

然而取而代之的，是藏民族主义的崛起。吴启讷认为，达赖十四世虽力陈己身宗教权威，却非民族主义者，但当今某些海外藏人团体、藏人知识分子已逐步发展民族主义话语，欲以民族色彩改变达兰萨拉的宗教角色。

但尽管西藏存在新挑战，印度对达赖的操作空间仍是越来越少，不论是达兰萨拉政权，抑或转世议题。前者如今顶多作为西方的话语战术一环，而非印度的手中一子。尽管中印边界冲突难一夕弭平，但达赖与宗教话题的杀伤力，已不如过往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