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三｜超越陷阱　两国要为历史负责

鉴于过去数年的中美关系恶化，许多人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疑虑，担心新冷战的来临。随着美国政府更替，“谨慎乐观”的声音有所增加，但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当下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未来何去何从？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是什么？中美两国政府如何才能超越新冷战陷阱，为人类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视野下，《香港01》尝试以三篇文章解读中美关系。
本文为第三篇。

观察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和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互动，可以得出中美关系呈现谨慎乐观的状态。但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是再也难以回到建交初期的蜜月期，邓小平当年那句“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著名论述恐难以复现。

这是因为时代背景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42年前中美建交和后续发展，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自毛泽东时代后期以来中美基于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需要，另一个是邓小平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与美国有不少重合之处。

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对于反右、文革那个极左时代的反思和反弹阶段，整个社会弥漫着启蒙自由主义的“八十年代共识”，趋向市场化、多元化、开放、保护公民权利和财产、法治。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构成重叠共识。那时的美国政府对华奉行接触政策，试图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进而让中国体制渐渐发生改变，直到与美国体制越来越接近。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以及由此通过交流所产生的经贸依存，在苏联解体后，中美依然能维持友好关系。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内美国政府能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一个重要背景正是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变中国体制。只不过与美国期待的不同，中国自始至终都注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特色，用邓小平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必然在美国的期待产生张力。

小布什（George W. Bush）上任之初，中美这种张力以及中国所呈现的强劲发展势头，一度让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在反恐方面寻求中国合作，不再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对美国一枝独大地位构成挑战，再加上近些年来中国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差异和矛盾越来越大，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想法可谓宣吿失败，美国内部围绕过去对华接触战略是否失败展开空前大辩论，两国紧张态势开始加剧。

等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两国关系更是急速恶化，坠入历史低谷。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包括中国内部亢奋的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受冷战思维驱使的反共反华思潮，相互叠加和刺激，一再加剧两国关系的崩坏。

回看整个过程，中美关系恶化主要由于三个因素：中国崛起在客观上对美国构成挑战；中国发展方向在经过初期与美国的期待交叉后，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北京日益提倡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背景下与美国的期待形成明显矛盾；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反共反华思潮的相互强化和恶性循环。这三个因素都复杂难解，注定中美关系将难以一帆风顺，但只要两国精英阶层不愿看到两败俱伤的新冷战局面，不强行扭转和毁坏维系中美关系和平稳定的两国内部乃至世界范围的力量，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的时代，又面临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区域和平等共同议题，中美其实是有较大可能保持竞争共存关系。

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已经习惯单极独大秩序，并且有着为了凝聚内部和转移矛盾以寻找假想敌的传统的国家来说，有所疑虑和抗拒是不难想象的。但问题是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与美国过往应对的任何挑战者都不同。

在悠久历史传统和文明抱负的作用下，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观念深植中国外交思维之中。传统中国虽有浓厚的中心意识和优越感，比如推行备受诟病的朝贡体系，但朝贡体系的实质亦是厚往薄来，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并且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的防御性思维远大于进攻性思维。明朝时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曾得出结论，中国人具有不热衷征服的和平性格。这也是为何中国并未产生殖民主义。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过程而非外向的扩张过程。由于广土众民的优势条件和深厚文明积淀，中国先天就具有成为大国的潜质，这也是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不过在近代落后于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西方，并一度沦为失败国家。当中国经过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重新出发后，只要治理得当，将潜质激发，在多数中国人的勤奋努力下，必然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

这种结果虽然看似冲击到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但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中国人摆脱贫困、致富的朴素愿望。恰如美国《独立宣言》所称，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同样有权利去追寻美好生活。只不过因为中国人口太多，才使得中国人均一点点的进步都在总量上变得格外地引人注目。美国如果理解不了中国的独特性，体认不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不能正视中国崛起的大势，不能接受一个经济体量两倍、三倍乃至四倍于自己的中国，那么对华政策势必碰壁，中国举国上下也势必为了过上不劣于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与之抗争。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差异上，中美应该相互理解，在开放视域下寻找共通之处。对于中国来说，确实应该尝试去理解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体制、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尽可能释疑解惑。一个不能否让的基本事实是，今天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有显著进步，但在践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保护等被社会公认合理的核心价值上，还存在相当明显的不足，在国内都经常引发民众不满，何况是在与中国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存在不容回避的张力的西方。尤其是当西方人眼里现代化治理严重缺失的中国不断崛起，更容易让许多西方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挤压感和威胁感。

当然，基于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国情不同，中国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发展路径，也不必刻意迎合西方国家的看法，但尽可能兼顾对方的感受和化解对方的担忧则是必要之举，毕竟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躲在套子里、杜绝与外界联系的国家，而是一个已经深度嵌入现行世界体系的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难以认同中国体制和发展方向，但不妨换位思考，尝试理解下，至少可以选择以竞争而非敌对姿态来与之相处。一方面是因为以冷战思维来强行改变中国体制和发展方向并不可取，非常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甚至很可能激起中国更大范围的反美民族主义。在中共已与中国、中国人深度互嵌，中共早已是中国最大政治现实，中共仍具有相当高绩效合法性的情势下，以政治意识形态来和平演变中国很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体制并非尽善尽美，特朗普四年乱政给美国留下一个诺大的烂摊子，这也仅仅是撕开了美国深层弊病的外衣，将美国病得不轻的现实暴露无遗，不论是自由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空前危机。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全面检视和反思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病因，拯救已然摇摇欲坠的制度公信力，缓和日益白热化的“文化内战”，化解严重的贫富悬殊，集中精力防疫，而非强行扮演和意识形态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民主灯塔”。

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体制、发展方向尽管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确实在短短40年时间创造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必然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有益经验。既然如此，面对两国体制和发展方向的分歧，美国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放下真理在握和“历史终结点”的高傲，在人类多样性的开放视域下与中国保持竞争共存。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宜或者说两条路都有可能走通，那就交由历史来评判和检验。

在中国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反共反华思潮相互刺激的问题上，中美都应保持警惕，予以节制，尤其是不能被其裹胁。诚然，在当前两国内部都不太友好的民意氛围下，双方精英都有程度不一的顾虑。但更要认识到“民意如流水”，总是起伏不定，是屈从于一时未必理性的民意，还是立足于整个国家长远发展；有意识引导民意，进而通过最终成效来赢得民意，孰好孰坏，哪一种才是真正负责任的选择，不言自明。

当年中国在反美情绪遍及全国，反美宣传语铺天盖地的情况下选择与美国和解，以及美国政府在冷战思维弥漫、中美隔绝的背景下开启对华接触政策，都展现出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牵绊和民粹，为国家长远发展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于当下中美两国精英来说，不妨效仿前人，从长远视野来审视和发展双边关系。

中国读书人常用九曲黄河的古渡口——风陵渡口来形容历史或者重大事件的重要关口、转折点。金庸先生亦曾写下郭襄在风陵渡口初闻神雕侠杨过事迹，种下一生情劫的凄美故事，令无数人怅惋叹息。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美关系正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何去何从，是重蹈过去四年的覆辙，滑向对谁都不利的新冷战，还是重建可预期的既竞争又合作关系，抑或别的可能，考验着两国的智慧和能力。

莎翁（William Shakespeare）曾言，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则主张事在人为，凡事皆有可能。当下两国关系确实面临太多不确定性，但只要愿意重新认识彼此，将心比心，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和诉求，合作应对区域和世界难题，管控分歧，不陷入二元对立的冷战陷阱，完全是有可能重新出发，竞争共存，拨开云雾见月明。

这既是基于各自利好，亦符合世界的期待，更是两国在面对煌煌青史的审判时，所必须承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