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从“民主危机”臻至“民主改革”
昨天是“欧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崛起”，今天是“在社交平台泛滥的反封城和美国选举阴谋论”——在西方主流舆论中，这类案例一再被用以形容“西方民主危机”。
那么，面对这种危机，西方国家的政府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本系列以三篇文章组成，此为第二篇。
承接上文，危机的真正原因不是假新闻兜售的阴谋论，也不是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而是一种双重失能：其一，无法服务人民；其二，无法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
正如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说：“一面在公民不参与的情况下处理事务，另一面希望公民对这些事务不发表意见，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
本文将说明的是，民主国家可以如何应付“西方民主危机”背后的政治异化问题。
改善投票制度
西方民主国家最著名的是其投票制度：一人一票，“民主”本身往往与这一原则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它可能是运作最不完善的民主制度。
当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民主国家选民投票时，大多数时候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次优的投票方法：“多数制”（plurality voting，也称“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这种制度只允许选民投票给一个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这种方法用于美国和法国的总统选举，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国会议员竞选。
这制度为何不理想呢？它的“缺点清单”其实很长，但核心问题是它不允许选民对其他候选人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它无法准确地反映选民的喜好，并使极富争议的候选人或决定较容易胜选。无论选举差别多小或胜者争议性多大，多数制的原则是“胜者全取”或“赢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
当政治专家们就“最佳投票方法”进行投票时，多数制得票为零。
虽然专家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投票制度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几乎都认为多数制是最差的：在2010年一次关于投票程序的论坛上，与会者们就“最佳投票方法”进行投票，而多数制得票为零。
如果当时在英国脱欧（Brexit）公投或美国总统大选中，决定采用另一种投票制度，可能就是迥异的结果。譬如，“排序投票制”让每个选民自行依照喜好排序所有候选人，而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数据，假设排序投票制被采用，当年美国大选的领跑者将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卡西奇（John Kasich），而特朗普可能被排在最后。
民主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这种不完善的选举制度。当人民的喜好没有被民主制度准确地体现时，民主受到损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主不等于代表权
可是，假设西方民主国家按照投票专家的建议，改革其选举制度，如果公民不参与，“危机”也无法被解决。
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投票率越来越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投票率在50%左右徘徊已经成为常态。即使是在今年“百余年来最高投票率”的美国大选中，各方统计机构算出的投票率也仅为66%至68%。换句话说，三分之一有投票权的美国选民依旧不屑于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出选择。
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确有局限性：选举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选举结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不直接。对许多选民来说，“代表权”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参与。
如今，西方公民们觉得自己与政府和政治是如此的疏离，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人持有荒谬的信念，譬如“民主党人操纵了选举”，“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存在”，甚至是“国际恋童癖团伙在幕后试图控制全世界！”。
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占领运动”，使得“民主参与”成为政治学家和活动家们热衷的话题。2020年民主国家面临的疫情、经济和政治危机，或许有助于将人们从活动界和学术界带入民主体制本身。
要如何应对这种误导性信息？解决办法并不是促使这些人去投票，而是促使他们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通过让公民回到政治进程中，便可以一举两得：为公民提供面对政治现实的经验，并为政府带来民主的合法性。
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随后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的流行，使得“民主参与”（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过去十年中成为政治学家和活动家们热衷的话题。但2020年民主国家面临的疫情、经济和政治危机，或许有助于将人们从活动界和学术界带入民主体制本身。
未完待续。